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及就业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的主体将伴随我国城市化的过程而长期存在。本文基于2007-2008年对山东省16县(市)区①1000余户农村农民实地问卷调研情况收集的数据,反映当前我国农村农民尤其是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特征、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与城乡转移

从广义上考察了环境污染的国际转移与城乡转移，包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污染转移。分析了污染转移的不同途径，从环境质量需求和个人贴现率两个方面分析了污染转移的经济机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防止污染转移的对策。

我国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主要制度障碍分析

农业就业人口减少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目前,我国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内的城乡就业歧视政策、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城市低价住房供给制度的不健全是阻碍我国城乡人口顺利流动、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制度障碍。消除这一障碍的对策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改革,完善城市限价房廉租房供给制度。

中国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实证分析

依据托达罗的人口转移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利用1979-200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城乡人口转移规模随着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城镇失业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阻碍作用;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逐渐下降。针对这些结论,提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建议。

基于内生选择性转换模型的劳动力城乡转移动因分析

本文在内生选择性转换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收入的微观数据,构建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意愿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动因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主要原因,年轻、未婚、文化水平较高、身体健康的男性城乡转移概率较大,父母教育水平与其子女城乡转移正相关,父母收入水平与其子女城乡转移负相关,农村劳动力的生活状况对城乡转移概率存在负向影响。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我国城乡要素收入的隐性转移及其测度

通过构建要素市场扭曲模型,本文分析了农村部门要素收入被城市占有的机制与规模,并实证测算了1978—2012年要素收入转移的数值。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城乡要素收入转移总规模约为32.08万亿元、占2013年GDP的56.39%、年均为9165.7亿元,资本市场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土地市场现有的制度安排及其价格扭曲正逐渐成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因素。(2)农村在征地过程中所得到的补偿占土地出让收益的比重日益下降,土地市场的转移规模为5.34万亿元,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市场扭曲程度进一步上升。(3)务工总规模和城乡之间劳动力工资实际差距上升,劳动市场转移规模为4.17万亿元,东部地区占有绝对份额,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再调整并未阻止规模的扩大。

我国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

已有研究证明要素价格上涨是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的直接原因,而城市要素价格变化又可归因于城市的本质即聚集经济,因此,我们建立了聚集经济理论和要素禀赋论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根据该框架,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据也表明,进入城市化后期,在聚集经济的作用下,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供给增长缓慢,其相对价格上涨,而资本和技术要素的供给增长较快从而相对价格下降。在各产业的要素密集度不同的情况下,密集使用相对价格较高的要素的产业,包括土地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城市中的比较劣势产业,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被迫逐渐转移出城市。

城乡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及对策研究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讨论了中国的新农保对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表明,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家庭要比没有参加新农保家庭外出的概率要高2%左右。新农保这一影响存在"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等两种效应。对于未满60周岁的个人,新农保主要通过"保障"效应促进农民外出就业。因为未满60周岁不能马上获得养老金,但是由于购买了养老保险,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从而促进农民外出就业。对于已经年满60周岁的个人,参加新农保能够马上获得稳定的养老金。这一笔收入有助这些老年人照顾自己以及家庭中的孩子,从而促进家庭中中青年的外出就业,这就是"收入"效应。最后,工具变量方法的结果也支持上述发现。

对北京城乡产业转移进程与走向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大功能区的视角

城乡产业转移是城市某些产业向乡村转移的现象或过程。借助北京市四大功能区的区域划分方法,本文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区位商模型分析了2001—2010年间四大功能区内各产业门类的区位商变化,探讨了北京城乡产业转移的现状进程,并据此对北京未来的产业转移走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乡劳动力转移中的先驱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CHIP2008)数据,将最早外出时间在1984年到1992年之间的农民工定义为早期农民工,基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我们分析了他们在城乡劳动力转移中的先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早期农民工越多的地区,当地的农民外出的概率也越高,即城乡劳动力转移中存在先驱效应。考虑到信息传播的质量,我们根据早期农民工的平均教育以及当地其他农民的平均教育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先驱效应越强。本文还发现,先驱越多的地区,当地外出的农民工的行业集聚特征越明显。作为稳健性检验,早期农民工定义的调整以及将1978年以前因外生因素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作为早期农民工的替代变量的分析都没有改变文章的结果。

我国城乡产业转移的路径研究

文章建立了集聚经济理论和要素禀赋论相结合的理论框架来研究城乡产业转移的路径。城市要素价格上涨、产业的布局指向、区域要素禀赋、运输费用等共同决定了城乡产业转移的路径:知识型的土地密集型产业主要向大城市郊区转移,资源型、环境污染型的土地密集型产业向资源丰富、区位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中小城市转移;运输成本所占比重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向郊区转移,所占比重小的则更多转移到其他农村地区。

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和一体化发展,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而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程度在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引起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关注。本文以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的数据,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乡污染转移的法律控制

城乡环境污染转移的状况在我国越来越严重,通过对此现象的剖析与反思,了解城乡污染转移对农民、农村以及农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把握城乡污染转移的成因,并发掘出城乡污染转移的内在根源是城乡地位的不平等及农民实质自由的缺乏。从法律控制的角度入手,通过城乡污染转移的立法、执法与司法制度的完善,来应对城乡污染转移愈演愈烈的状况。

城乡污染转移的原因分析

"污染转移"已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危害严重。为了能更深刻地了解转嫁的实质并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城乡污染转移的涵义入手,重点分析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原因。

城乡污染转移防治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探究——从城乡污染转移的成因入手

受城乡二元结构和重经济、轻环保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城乡污染转移还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城乡污染转移在我国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控制。为了通过法律途径防治城乡污染转移,应以城乡污染转移成因的消除以及城乡污染转移的有效控制为目的对城乡污染转移防治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予以系统设计。在将城乡环保统一原则、环保优先原则以及分类管理原则确立为我国城乡污染转移防治法律原则的同时,将源头控制制度、污染转移损益评估制度、经济调控制度等纳入我国城乡污染转移防治法律制度的范畴。

论我国城乡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这直接威胁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对当前城乡污染转移下的农村污染现状及其危害的阐述,剖析当前法律在抑制城乡污染转移上的不足,对外国环境污染转移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主要包括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立法观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环境执法。

财政转移性支付的城乡差异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居民转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制度,目标之一是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分析结果显示,河北省财政转移性支出有着明显的城市偏向,不仅没能实现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反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原因有: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项目少且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资金不公平的筹资方式和分级负担的财政制度;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财政转移性支出应通过增加农村的财政社会保障投入、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重视农村农业的发展等途径实现城乡均等化。

我国城乡污染转移法律现状及其完善措施

近些年来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状况的加剧,我国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开始引起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和热议。由于我国现行的环境立法尚不完善,在污染治理方面忽视了农村环境的保护,导致农村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较弱,加之我国并未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环境污染诉讼机制,这些都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城乡污染转移法制建设制度的实施。因而,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快从法律角度入手有效解决城乡污染转移问题。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我国城乡污染转移的法律现状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完善城乡污染转移法律制度提出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