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乡村性:中国城乡边界的历史源流、概念迷思与规划政策解析

立足乡村振兴,分析城乡之间高度互嵌的面貌,提出中国城乡边界界定与乡村性溯源的思考,将其概括为“城乡边界在哪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乡村”两个具体问题。结合中国乡村发展历史演进中的过程变迁,认为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等4个制度要素是塑造城乡边界的关键。基于此,结合近现代乡村发展制度与政策的分析,引入西方研究中的“乡村性”概念并分析城乡边界在乡村性中的作用与效应;基于历史与理论的对话分析,围绕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对中国城乡边界政策展开研究,分别阐释这4个维度在彰显乡村发展本体性、保存乡村风貌原真性中的作用。通过总结城乡边界在乡村规划建设中的效应,以期为中国乡村性的发展提供经验。

城乡边界地域居住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城乡边界地域居住区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关于生态居住区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应用系统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建构了城乡边界地域居住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水环境、土环境、气环境、生物环境、生态能源这5大评价维度对城乡边界地域居住区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并且在25个基础指标的选择上尽可能地体现城乡边界地域特色。最后,以义乌佛堂镇大成社区居住区为案例检验了该指标体系的实践操作性。

基于路网分割的京津冀城乡空间识别及特征分析

提出一种基于路网分割应用于区域尺度快速识别城乡边界的方法。该方法利用路网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强耦合联系,通过城乡斑块地理分割与精度计算确定城市斑块的最优解,识别区域城乡空间。以京津冀为例开展方法验证,分析了区域城乡空间格局、路网特征及城市用地经济效率。结果表明,该方法识别精度较高,可用于低成本、快速、高效的区域城乡空间识别;京津冀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大京津、小河北"的差异性,路网密度特征呈现京、津、石3个显著的高密度区域,二者存在高耦合性;2015年该区域城市用地经济效益总体良好,石家庄、保定、和承德3市综合效率值欠佳,需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城乡教育一体化：范围、实质与研究路径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需要加强对城乡教育一体化内涵的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内涵需要从"城乡""、教育""、一体化"3个方面加以考察。城乡的边界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城乡的相对性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层次性,管理与投入主体则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单位。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质,教育与经济的差别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的地位在其次。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博弈论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等范式之间应该是整合性的。

跨城乡婚姻的社会资本后果

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结构、取之于社会关系的资源。当个体所处的结构位置发生变化时,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本是否发生变化?本文研究跨城乡婚姻是否增加出身农村群体的社会资本。理论上,跨城乡婚姻虽为当事人带来更多的交往机会,但是个人的社会交往行为并不会无限扩大,所以交往对象的增加是一个高度选择的行为结果。CGSS2006农村样本分析显示,跨城乡婚姻增加进城人员与城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交往,但并不显著增加他们与城市亲友的交往,所呈现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特征。

“城乡”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城乡共治的理论争辩与中国实践

与西欧城乡分立的传统不同,中国的城乡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粘连状态”,城市与周围的乡村被归为同一个治理单元,城乡双轨一体、“家—国—天下”贯通的治理智慧不仅超越了经济中心、物质主义的单一偏向,也超越了传统—现代、内生—外发、官—民的二元关系。因此,需要将“治理”带回城乡关系分析的中心,将城乡融合从经济要素的生产逻辑转换到社会生活的治理逻辑,处理好“共治与自治”的关系,警惕乡村建设成为城市治理“镜像”;处理好“动与不动”的关系,避免一味求“动”的建设性破坏;处理好“融合与边界”的关系,为权力、资本下乡设置准入门槛和保护性壁垒。

维护城市的行政体制、身份歧视与中国城乡差异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提出一个城乡差异的解释逻辑。其核心观点为:维护城市的行政体制是导致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行政体制通过身份歧视,来形成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从而实现城市及其市民对农村及其村民剥夺,最终导致了城乡差异。在此基础之上,根据韦伯的类型学分析传统,文章对人类历史上五种类型的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每一种关系背后的城乡互动机制及其结果和影响。最后回到中国现实,认为中国正处于城乡关系转型的关键时期,要缩小城乡差异和统筹城乡,必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基于公民身份和平等对待城市和乡村的行政体制。

基于政策法规的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用途边界管理国际比较

为了促使乡村地区形成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本文基于政策和法规分析了各国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用途边界划分依据和农用地管理体系。通过对不同国家乡村地区的政策、规划体系、法律体系的梳理,明确用途边界中城乡关系划分的依据、乡村规划编制的内容,进而分析农用地流转和开发许可的管理方式及侧重点。首先,相关的法规政策是合理发展国土空间的保障,各国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政策。其次,规划是由国家和地方分级制定的,有不同的规划目标,如在国家层面,规划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制定全球化农业市场发展战略、保护国内农业等;在地方层面,政府根据农业战略规划确立乡村整治项目的实施方针,并进行开发整治。最后,在城乡用途边界管理中,既有城乡一体的政策,也有严格区分城乡边界的法规,如欧美国家追求城乡一体化,东亚国家严格制定城市、乡村、生态边界的规划。总的来说,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有着不同的城乡规划理念与用途边界管理体系。

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演化识别方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是区分城乡地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科学基础,城乡边界动态演化方法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南京市1985～2016年土地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数据为基础,选取景观紊乱度和建设用地占比为形态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为功能指标,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构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的指标体系,利用公里网格对各个指标进行切分后依据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分析方法来识别南京市的不同阶段城乡边界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 1985～2000年南京城市扩张以内部填充为主,城乡边界变化较为缓慢; 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城乡边界变化幅度较大;(2)南京市城乡空间边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张特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慢,快速城市化和开放型经济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快;(3)南京作为特大城市,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例检验城乡边界演化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利于为其他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提供参考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为乡土立传,为农民代言——陆军乡土题材戏曲创作研究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长久以来,"乡土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最精辟的概括。随着城乡边界的日益模糊、城乡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一方面,"乡土"的内涵与外延均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种新兴的城乡精神场域正在形成;另一方面,面对日益驳杂的城乡问题,"乡土中国叙事终结""城市文学取代乡土文学"等言论层出不穷,延伸到戏曲文学创作层面,戏曲艺术在当今社会的整体式微,更为乡土题材的戏曲创作增添了一层悲观的意味。

于“后浪”接力间顺势而出的黑孩小说

不可否认,当下都市生活的再现,正依赖影视和网文的创作投入,尤其是年轻“后浪”,他们选择快捷的接受渠道去阅读自己奋斗的城市,确认“闯入”的形势并预估“融入”的可能。城市化进程是对城乡边界的一再擦拭,它干预各阶层人群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解构及建构,都市书写依然在用力过轻和用力过猛这两种极端情境间莽撞地跃动。一种对文学的疑惑日渐积聚:大多数中国作家正生活在城市,为什么不描写它?为何仍只书写记忆中的乡土?是不想放弃自己擅长的题材,不愿二次积累新的写作经验,还是对真实都市其实并不够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