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

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过程中实现了个体收益的增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以及2013-2018年教育回报率的时序变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论是只包含明瑟方程核心变量,还是引入不同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均是显著正向的;第二,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中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第三,2013-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呈上升态势,2018年略有下降;第四,城市规模越大,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会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具有较高门槛且工资相对高的职业的概率,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雇员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文章认为要尽快消除限制大城市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障碍,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人口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不同类型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超时工作受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特征以及流动特征的影响。远距离、长时间流动的乡—城流动人口出现超时工作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对于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的分析显示,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对于超时工作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完善现行政策中对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制度,并加强对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的监管,避免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现象进一步加剧。

住房公积金与城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对城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得出:参与住房公积金缴纳会增强城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加入控制变量与虚拟变量以后,结果依然是成立。文章进一步选用倾向匹配得分法纠正了样本选择上可能存在的偏误,利用含内生变量的probit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分样本进行研究得到: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于80后与90后及在本地流动时间长达五年的城城流动人留城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大;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对于本地没有住房的城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本地有房的人口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中国人口流动变迁及其对城市更新策略的启示

人口流动和城市更新是中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密切相关的两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然而当前大部分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和行动逻辑却脱离人口流动背景而设置,因此亟须准确了解当前人口流动的最新动向,并在政策体系和城市更新行动实践中作出合理的应对。利用“七普”数据,结合此前人口普查或微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指标分析、空间可视化方法等,剖析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与新趋势,并探讨其对城市更新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度扩大,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省内人口流动规模剧增;乡城流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增大且增速快于乡城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省际分布呈现扩散态势,一些中西部省份成为新兴的流动人口增长极;人口在区域内集聚空间极化的同时还具有向外扩散特征,县城等建制镇亦是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流动原因也日趋多元化。基于以上,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和行动实践应当以转型的思维来应对人口流动规模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应超越以主城区为界的行动逻辑,在都市圈乃至城市群的范围内考虑城市更新规划;同时应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和县城“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新工作。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口城城流动日益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背景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结果、过程和成因,也就是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轨迹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阶段划分,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处于从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依据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鼓励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通过发展副中心和卫星城等形式疏散中心区功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才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劳动强度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性数据,比较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流入地户籍市民的劳动强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外来人口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但标准劳动时间却低于本地市民,表明"内外之别"对劳动强度的影响大于"城乡差分"。而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最长,处于外来人、农村人的双重弱势,凸显出"城乡差分"的特点。可见,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亟待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共同点来看,定居性、雇员身份、在制造业工作和收入的增加,都对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参加社保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私营企业工作、个体工商户和无单位群体的参保率较低。从不同点来看,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参保率最低;对城—城流动人口来说,市内跨县流动、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的参保率最低。文章建议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强对用工规范性较差行业的监管,早日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促进人口流入并融入城市,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但程度有所不同。个人特征中性别、婚姻和教育程度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子女随迁、自有住房和较高的家庭收入等变量,能够较大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尤其是自有住房;从社会经济特征的维度看,参加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建议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随迁家庭的配套政策,并提高其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社会流动、城乡背景与在职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社会适应——基于全国4城市的问卷调查

利用对全国4个城市1007名在职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城乡背景对在职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流动的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明显逊色于不流动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流动对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乡背景在不同程度上能影响到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流动到其他城市就业不利于城市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在社会适应上表现欠佳。

超大城市乡—城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差异——基于北京和上海的研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文章分析了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结果显示六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居住在村委会社区。城—城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及购买住房的比重更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均对两类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与其来源地密切相关,来源地的不平等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和区位选择的不平等。

多维邻近性与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地理、制度、信息和知识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城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入与户籍地地理相邻、制度相似、信息联系密切以及与自身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和公共服务水平好的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同维度的邻近性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省内流动能够降低距离对流入地选择的负面影响;多维邻近性的影响强度存在群体差异,女性对知识邻近性更加敏感;新生代流动人口对正式制度和信息邻近的城市有更强的偏好,但受知识邻近性的影响较弱;高学历群体更能远距离、跨省迁移并受到城市间互联网信息联系更强的影响;而有过流动经历的劳动力再流动时更能克服地理、文化和知识距离的限制。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与地域模式

基于对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新理解,依据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视角对现有维度进行二分类,构建包括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空间自相关和泰尔指数,探讨省域尺度上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在组间差距的作用下,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发展程度均表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2)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综合水平、客观维度、主观维度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明显的集聚中心,但三者间的集聚呈梯度下降态势,区域粘滞水平是主导机制;(3)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呈现出明显的首位特征和长尾特征;(4)可划分为4种地域模式,包括发展龙头型、维度短板型、潜力挖掘型和落后追赶型。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在不同区域、省份和经济中心城市之间流动,形成了新的流动特征——“城-城”流动。通过分析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关于社会融合的数据,采用熵值法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四个维度来评估“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从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特征三方面来探究影响“城-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城”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着高层次融合不足,且有性别、文化程度间的显著差异,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低等问题。为加强和改善“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应从流动人口自身、流入地社会支持和国家政策三方面着手,提高流动人口个体融入能力、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优化有利于社会融合的政策环境。

对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和讨论

在我国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户籍制度深入改革的背景下,对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年来的变动进行解读并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文章从人口平衡公式出发,在把握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力图从宏观上构造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模型,结合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子群体的构成变化讨论当前及未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差异——基于地方效用理论视角的分析

在城乡户籍制度不断改革与“城—城”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对新时期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户籍身份差异对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基于地方效用理论,通过统计分析和Logistic模型,利用珠三角城市群六市调查数据,可对流动人口中的城乡差异现象及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如下。一是“城—城”流动人口经济与技能条件较好、家庭社会融入程度较强,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的占比也更高;“乡—城”流动人口拥有耕地、宅基地的比例较高;性别、年龄特征则差别不大。二是模型1、模型2表明,经济技能、家庭社会、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产生正面效用,拥有耕地、宅基地则产生负面效用,因此,“城—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城市定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地方效用,也更倾向于留城。三是模型3、模型4表明,经济与社会属性分别对“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总体上仍产生显著影响,作用效用方向与模型1相似,但职业、收入对“城—城”流动人口地方效用及留城意愿影响相对较小。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

城—城流动人口是影响中国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进行改进,并分析了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2.92%,远高于原口径的18.85%。(2)与原口径相比,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具有性别比高,已婚者比例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定居意愿更低的特征。(3)与农村户籍相比,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远、流入城市等级更高,后续流动仍然高度集聚在沿海发达城市,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继续在沿海城市间流动的同时,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4)模型结果显示,年轻、教育年限长、已婚、从事商业服务业、流动时间长、家庭收入高的人口更容易城—城流动,但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抑制人口城—城流动;首次流入城市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绿化覆盖程度、较高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都有效地推动了人口的城—城流动。论文纠正了迄今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城流动人口认识的偏差,推进了对人口城—城流动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

制度约束、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概率非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化状态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就业部门分割状态,在就业市场上分化成了异质性分明的两类亚群体;第二,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在行业、所有制进入以及高质量就业机会获得三个维度都面临户籍身份歧视;第三,户籍制度约束下,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对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

运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比较流动人口和未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的差异,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估计流动以及不同类型流动对其社会保障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对社会保障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和未流动的人相比,流动的人参加社会保障的概率更低,降低幅度约为9%;乡-城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的概率低于城-城流动人口,降低幅度约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