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的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及其应用

将生态位适宜度理论引入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中,并据此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的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利用该模型选取24项反映现实生态位与最佳生态位之间耦合度的单项指标,构成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位、环境生态位三大类独立的评价指标,用以评价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同时,以浙江省9个地级城市为例,运用所建模型对这些地级市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2004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杭州最高,温州最低,其中经济生态位对我省城市间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的影响最大。本研究表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于多指标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不但可以定量地研究各个区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生态位适宜度,还能简明直观地揭示引起人居环境质量的生态位适宜度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和空间分异规律,从而为决策管理部门制定城市规划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区域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城市人居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首先根据构成人居环境质量的基本因素———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性质和相互联系 ,建立人居环境综合评价三级指标体系 .选取 36个具体指标对江苏省 1 3个省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把 1 3个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分为三个类型 .

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动态评价——以北京市为例

人居环境质量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长时间序列多源数据构建了由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等5个自然本底单因子指数和夜间灯光指数、医疗保健指数等5个人文社会单因子指数组成的超大特大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分析评价了2012-2022年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情况。研究表明:(1)10年间北京市自然本底要素综合指数均值增长了41.87%,但全域均值仅为0.2531,自然环境宜居性不高;(2)10年间北京市中心六城区的人文社会要素综合指数均值涨幅(25.16%)低于其他10个区(39.28%),医疗、交通和教育等人文社会资源呈现中心向外围“外溢”态势;(3)北京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但区域发展协调性不足。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稳居第一梯队,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位居第二梯队,昌平区、大兴区、顺义区、通州区位处第三梯队,房山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密云区、平谷区和延庆区处于第四梯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农村居民的深切期盼,科学合理评价农村人居环境是环境整治建设的首要工作。本文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油草塘村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与其他7个同类型村对比,采用区间赋值法对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水平展开定量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油草塘村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居住条件较好,但依然存在不足,如公共服务设施中严重缺乏休闲互动场地;基础设施中需补齐道路黑化和亮化的短板;经济发展困难,缺乏产业支撑。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的优劣分析,为有的放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参考。

天山北坡城市群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

基于人居环境自然和人文综合要素,构建了人居环境综合适宜性指数(HSCI),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研究区,分析其2022年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城市群自然环境的空间适宜性受地形起伏度和温湿指数影响显著,整体为一般适宜区集中连片分布、高度适宜区零星分布在天山北坡山麓地带的绿洲。其中胡杨河市和乌鲁木齐县的自然环境适宜性最好;(2)人文环境的空间适宜性受夜间灯光指数和基础服务指数的影响较大,整体形成以乌鲁木齐市和石河子市为中心的“双核”空间特征,并有向周围递减的趋势;(3)天山北坡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适宜性指数最好的地方人口分布最多,充分体现了乌鲁木齐市作为区域极核的地位;(4)人居环境适宜性指数与天山北坡城市群的人口、经济和土地匹配程度不足。高质量和较高质量区土地面积仅占总量的2.62%,经济则占总量的54.69%,人口高达总量的59.06%。说明天山北坡城市群地区人口与经济在适宜性方面具有高度匹配性,但人居适宜性指数较高的土地存在过度集中和利用的情况。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

科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是优化人居环境建设质量的基础。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对近20年国内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相关学术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目前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在评价对象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薄弱区、生态敏感区以及具有特色的乡村等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2)在评价指标方面,构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居多,而较少关注农户微观视角和主客观指标的结合;在软环境指标的设置上,如乡风文明和村民情感感知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对于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乡村地区,评价时往往缺乏代表性和特色性的指标。(3)在数据来源方面,当前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单一的数据来源,这可能会影响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农村人居环境评价研究的3个延伸方向:加强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拓宽指标数据获取的渠道,以及加强评价成果的应用。

沿海城市陆海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耦合协调度

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土地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密切。陆海统筹的背景下,科学了解陆海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提升陆海生态安全统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中国沿海53个城市为例,采用“活力-组织-恢复力(VOR,Vitality-Organization-Resilience)”模型评价陆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采用TOPSIS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陆海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沿海城市陆地生态系统健康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以杭州湾为主要分界线;2)2010—2020年沿海城市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呈现趋好的态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沿东海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沿黄海经济区<沿南海经济区;3)2010—2020年沿海城市陆海生态环境质量耦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且南部城市协调度高于北部。研究为中国沿海地区陆海生态环境管理、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对陆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三生”功能的甘肃省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科学客观地评价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3个维度选取18个指标构建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85个县区为研究单元,运用熵值法测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借助空间自相关方法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的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方面河西地区高于河东地区,而生态功能方面河东地区明显高于河西地区。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冷点区主要集聚在东南部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北京市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定量评价平台关键创新技术与应用成效

围绕北京市农业生态提出的“净化水源、清洁空气、改良土壤”三大主线,按照农业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治理、再评价的闭环链条,开发了北京市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定量评价平台。平台整体架构核心内容由下至上分为5层,分别是数据监测技术设备、接口、数据资源、应用平台和用户。从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传感设备和符合北京市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定量评价指标及其与之对应的标准和模型两方面介绍了平台关键创新技术,并利用JAVA编程语言实现了监测设备和评价指标的网络在线联动。平台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效,累计应用项目研制的传感器和监测系统240套、农田环境(重金属)长期固定监测点155个、畜禽养殖场环境长期固定监测点30个、渔业养殖水质长期固定监测点31个,社会效益明显。最后,对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肇庆市典型村落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为有效提升肇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采用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文化5个准则层开展典型村落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结果表明:人居环境质量总体评分为74.54分,总体评价为中等偏上水平,说明肇庆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比较注重乡村人居环境营造,形成了较为宜居的环境。准则层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自然环境(79.65分)、社会文化(75.68分)、居住环境(72.93分)、经济发展(72.26分)和设施建设(71.95分)。对象层得分排名靠前的指标为整体风貌(C2)、气候条件(C1)、资源丰富度(C3)和文化特色(C13)。评价结果可为肇庆市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供科学的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通过构建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居住支持环境3个维度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3—2022年广东省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整体向好,以2017年作为分界点,2013—2017年发展缓慢,2017年后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广东省不同区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呈东部相对下降、西部逐渐上升的演变发展特征。并从生态、生产、生活3个视角提出农村人居环境优化路径,以推动广东省农村高质量发展。

基于熵权TOPSIS的辽中南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文章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选取16个评价指标,建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并划分经济、社会、人文、生态四个质量评价子系统,利用熵权TOPSIS法,对辽中南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通过Arc GIS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1)辽中南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存在空间不均衡现象。(2)辽中南城市群的人居环境质量水平与经济质量水平相关。(3)辽中南城市群的人文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较低。

临沂市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高质量的城市人居环境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本文以临沂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从2010到2020年相关数据,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结果表明,临沂市人居环境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波动改善,人口环境变化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以期实现城市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面向人居环境的黄土高原乡村建设质量评价

乡村建设作为黄土高原乡村振兴工作的主线,对其进行质量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以人居环境理论为支撑,结合黄土高原地区的地域特点,从生产、生活、风貌、风俗和治理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价模型.最后,以黄土高原典型的农业大县庄浪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以庄浪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建设质量评价值处于良好等级.(2)基于人居环境理论的乡村建设质量评价五维度权重中,风俗和治理维度得分较高,生产和生活维度的满意度有待提升.(3)通过IPA象限图分析发现,各指标不同维度的重要度和满意度表现差异明显,其中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和住房条件改善是目前乡村建设水平提升的关键.总之,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黄土高原地区在乡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均带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城市商业中心区光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以杭州湖滨步行街夜景为例

根据GB/T 12454-2017《光环境评价方法》,参考相关规范标准,对照(亮)度、色温、显色性、亮度对比、光污染和照明节能等重要指标进行梳理,针对城市商业中心区提出光环境质量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并以杭州湖滨步行街评价实例开展研究论证。

“三生空间”视角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诊断——以河北省为例

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民众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和手段。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河北省11地市面板数据,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算,并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变异系数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呈现以石家庄、唐山和廊坊3市为主的高质量核心区域,以沧州、邯郸、保定、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6市为主的过渡区域,以邢台,衡水3市为主的低质量边缘区域。(2)在空间上呈“核心集聚,局部连片”的分布格局,整体表现为冀中>冀北>冀南的空间格局。(3)各地市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差距不断缩小,其中高水平区域内部差异明显缩小,中等区域内部差异呈现波动上升变化,而低水平区域内部差异则基本保持稳定。(4)影响河北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GDP、GDP年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PM2.5浓度、污水处理率。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确定性定量评价——以长沙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前提。只有实现两者的协调,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评价,是测度两者发展状态的工具,对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功能。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存在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其中存有多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如何建立评价体系,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评价是当前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引入模糊数学方法,提出了一套基于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与模型,并将该方法应用于长沙市的实证研究中。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大体吻合。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城市发展整体协调状况,而且能模糊辨别系统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演进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海岛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基于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对比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岛地位日益凸显,人居环境是海岛型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表征,然而目前学术界针对海岛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的成果还较为鲜见。基于人居环境理论,构建了海岛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选取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海岛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评价了两个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及动态变化。结果显示:(1)厦门和平潭人居环境质量均处于稳定提升状态,厦门人居环境宜居度更高,二者差距呈增大趋势;(2)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城市经济子系统二者存在相互协调、制衡的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协调度呈现一定的差异;(3)海岛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系统等5个子系统的综合影响,且各个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居环境的贡献率有所不同,发展初期的平潭人居环境自然子系统呈负向发展,人类子系统变化不大,社会、居住和支撑子系统得分贡献有所增加;而发展相对成熟的厦门人居环境自然子系统稳定性高,人类子系统虽呈上升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社会子系统、居住子系统以及支撑子系统总体状况较好。研究可为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及国内同类海岛城市人居环境优化调控提供借鉴,同时丰富人居环境评估的实证案例与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