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再开发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动路径转变——城市企业主义下的广州旧村改造实证

地方政府是土地再开发的最基本角色,呈现城市企业主义的运作特征。研究从分析地方政府角色演变入手,探索地方政府在多方主体博弈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剖析土地再开发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制。通过梳理广州市土地再开发历程,总结地方政府角色影响下的土地再开发模式,主要表现为3种类型:政府主导下的激励模式、政府监管下的协调模式、以及政府运营下的联合模式。相应地,地方政府的城市企业主义行动路径表现为3个趋势,分别是由发展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以及由管制型向合作型转变。研究通过总结地方政府角色对土地再开发成效的作用规律,在提升土地再开发的空间治理成效方面提供实证借鉴和决策参考。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生态新城的开发策略研究——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降低“投机性”风险,是我国生态新城开发中面临的重要议题。该文以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为典型案例,从城市企业主义视角对开发过程中的政治、金融和行政策略展开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培养政治伙伴保障土地开发主导控制权,依托多元化的融资解决方案实现良性循环融资模式,联合行政中介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征地拆迁模式,以及基于“市场化”思路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措施,为我国生态新城开发提供借鉴。

“城市企业主义”——一个转轨期我国城乡空间现象的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出"城市企业主义"特征并造就了"中国范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的空间现象。结合西方"城市企业主义"的缘起、发展和转变,以中国转轨期为切入背景,以地方政府行为转变和空间变迁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构建"制度和要素变化——城际竞争形成——城市企业主义——空间变迁"的基本分析框架,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总体解释。

城市企业主义理论研究:路径与趋势

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城市企业主义已成为各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城市经济与企业经济的重要结合。本文以城市企业主义为主题,从治理模式,城市间竞争态势以及政府企业化三个方面,对城市企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城市企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中的外在特征相似,但内在本质却存在差异,同时城市间的竞争态势是城市企业主义治理模式与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共同造成的必然结果,区域城市的企业主义行为将是该领域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国外城市企业主义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城市企业主义理论受到来自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城市规划领域的持续关注。国外城市企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对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城市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概述城市企业主义起源和内涵,再从企业化管治和企业家城市策略梳理研究框架和国外相关文献。企业化管治关注从管理型向牟利性转变的政府同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的三方关系,企业家城市则侧重在这种政府转型背景下的城市设计、旗舰项目和地域营销等创新策略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本文提出,关注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以及该理论与新概念的交叉结合可作为未来重点关注方向。

城市企业主义的中国情境与治理叙事

中国发展模式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城市企业主义。梳理西方城市企业主义的内涵,从兴起土壤、制度保障、动力机制分析城市企业主义的中国范式,认为其表现形式是高效运作、政社合作和企业家精神,城市企业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公私合作、重构城市空间的同时,可能带来民生责任弱化、公共资源浪费等问题。未来应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明确城市企业主义的适用范围。践行城市企业主义,应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风险与稳定等关系。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政府转型——中部小城济源的发展路径

借助对城市企业主义的简明定义,即以"企业化表述"和"企业化方式"来实施"企业化战略",通过考察中部小城河南省济源市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城市企业主义经历了由萌芽到深化的"全球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多重尺度共同作用的产物;市场化和全球化构成相互交织的推动力量;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城市企业主义的战略与行动内容。

城市企业主义:概念内涵、中国特性及其空间效应

为辨析城市企业主义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以便系统性解读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梳理城市企业主义产生背景、相关概念以及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中国城市企业主义的特征,认为由于国土空间行政结构、土地所有制、官员晋升方式等制度环境的不同,其与欧美国家存在结构与功能性差异,二者存在不同的动力基础与运行逻辑。探讨了中国特色城市企业主义与城市空间塑造的关系,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土地经营策略、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规划等手段,以及大事件、形象工程、巨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营销方式,深刻重构了城市空间结构,但也可能因缺乏负面效应抑制机制而陷入结构性困境。

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

城市企业主义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与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政治经济视角,在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住房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政府,在保障房的建设实践中往往采取偏向性的策略选择。本文着重讨论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政府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研究发现,大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实施保障房政策的异化和保障房住区的边远化策略,来履行其住房保障职责。然而,这种选择性策略带来的直接的社会空间后果是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具体表现为外来务工人员等在保障政策上的边缘化,以及保障房居民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文章进一步指出,保障房应回归其保障本位,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下的产业新城治理研究:以固安产业新城项目为例

产城协同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产业新城模式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广泛出现,标志着政府与市场正在构建新的合作治理糢式文章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产城运营商C集团产业新城PPP项目为例,研究发现在产城协同发展目标下,中小城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形成的PPP产业新城模式的治理结构和互动机制与传统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内生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尤其困难该模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促进中小城市产城协同发展,但由于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复制中仍存在较高的风险。

风险社会视角下国家级新区治理格局检视——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本文从国家级新区治理的背景特征出发,讨论其治理科层结构和事权分配模式,并引入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范式建立“事权—资本—风险”三者的匹配关系,旨在考察国家级新区潜在的治理失灵风险。通过聚焦风险分配与事权供给、事权作用与资本响应之间的联系,本文对南京江北新区治理格局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治理体系和府际事权分配模式,并结合江北新区咖啡店选址、国际健康城项目、变电站用地混合开发等三个实例,分析以提升治理收益、消解开发风险为目标的地方政府行动逻辑,进而论述风险社会时代的事权困局。基于此,本文提出平衡风险与效益的三条措施,包括:(1)利用市场工具实现治理风险的去政治化;(2)治理事权与风险的正向分配;(3)构建治理事权的熔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