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影响

如何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提升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对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相关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地区来看,中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从数字金融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创新和创业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影响——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表现出碳减排效应。理论上,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赋能农业碳减排。实际操作中,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利用中介模型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东部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但是这种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减排效果明显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在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31.1%。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中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演进及其影响机制——基于胡焕庸线的实证分析

提升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运用NCSE-EBM与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相结合的模型测度和分析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表现为胡焕庸线西北和东南区域高、沿线区域低的“V”型分布态势;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均不存在严格收敛;效率改善指数是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主导性因素;产业结构是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与胡焕庸线西北区域和东南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度最低,而数字化与胡焕庸线沿线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关联度最小。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区域农业生产用能、农业经济增长及农业能源碳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采用超效率SBM-GML模型对199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指数进行测算,通过农业产值增长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值将不同省份划分成四个区域,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业生产用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区域异质性,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能源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1990—2020年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推动力,而技术效率指数增速为负。(2)全国及各区域农业生产用能与农业产出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即生产用能的投入能够明显增加农业产出,但是产出增加的实现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3)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门槛值前,二者正向关系较强;跨过门槛值后,二者正向关系减弱,呈现协调发展态势。据此,提出积极鼓励农业技术进步、全面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用能结构、差异化选择农业绿色发展道路等政策建议。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动力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我国2010年开始推行的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3-2018年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低碳城市试点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机制。

低碳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低碳试点政策的研究

为准确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的绿色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效应,将低碳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22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建设对绿色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与非试点城市相比,低碳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机制分析表明,低碳试点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及产业技术创新促进绿色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低碳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提出“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恶劣影响,企业亟须低碳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市场竞争力。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Python爬取关键词测度企业低碳转型,研究表明低碳转型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低碳转型程度高的企业,市场地位会提高,将获得更多绿色贷款和减少融资约束,最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两职合一和位于东中部地区企业,进行低碳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促进企业低碳减排提供了理论依据。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当下,碳交易已经成为我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国家战略,市场化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PSM-DID模型评估碳交易政策对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研究碳交易政策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优化、完善碳交易市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合理构建嵌入空间计量模型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使用2000—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此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258个城市和5大城市群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探究其辐射带动能力。研究发现:①在时序发展上,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略有下降,但近期有上升的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中国南部和北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明显,东部和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则保持稳定。②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比未纳入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平均高0.4663,说明要素空间溢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③在城市层面上,环渤海城市、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中西部城市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城市群层面上,长三角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高,成渝城市群要素空间溢出效应较低。

碳交易试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对于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基于碳交易试点政策来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2)在碳配额方式采用部分有偿、碳交易价格较低的地区正向影响效果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相比于东部地区,在碳交易政策背景下的中、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更显著;(3)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该环境规制满足“波特假说”的设定,能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还有降低企业纳税压力或者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两条提升路径。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可以从加强传统企业设备升级、增加有偿碳配额方式、维持碳交易价格或者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等来维持企业自身的发展。

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异质调节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实证探析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异质调节机制。实证证明: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始终具有显著“赋能效应”,满足“梅特卡夫法则”;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线性促进效果,负向效果不显著;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倒梯型”特征,且具有“中等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陷阱”。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金融监管、低碳技术异质调节着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有助于经济低碳转型,为全要素碳生产率提高提供巨大机遇。基于2008—2021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对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影响全要素碳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可知,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东部地区、新基建水平较高地区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明显。中介机制检验得知,资本要素配置与人力要素配置水平提高是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显著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的重要路径。为深层次提升全要素碳生产率,应加强顶层设计,夯实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基座;发挥各方优势,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因时因势施策,助推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一体化能否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从交通设施、要素市场、产业、经济、制度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评价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其高低排序依次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二,制度一体化对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影响最为突出。第三,三大城市群均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且随着城市群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实证检验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综合一体化及交通设施、产业、制度一体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经济一体化与其尚不存在显著影响。

碳中和目标下黄河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时空演化研究

提升碳生产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有效手段。为协调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关系,核算了2007—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碳生产率,基于DEA-Malmquist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模型计算所得数值分析了九省(区)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时空演化格局,识别了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上,2007—2017年九省(区)的碳生产率平稳上升,增幅高达283.3%;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缓慢,维持在1.000左右。2)在空间维度上,受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影响,碳生产率和全要素碳生产率区域异质性较大,呈现“下游显著高于中游、中游略高于上游”空间演变格局。3)从影响因素来看,上中游属于技术效率拉动型区域,技术进步的作用微弱,而下游属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型区域。基于此,提出创新体制机制、推广低碳发展模式,立足低碳技术创新、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加强区域一体化合作、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等策略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吗?——基于内生方向距离函数模型的研究

减碳措施一般会带来总产出的降低,因此有必要从全要素效率的角度评估减碳政策。本文构建了一个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允许各决策单元有不等的减排因子,扩大了生产可行集的范围,同时采用了内生的方向向量,避免在选择方向向量时过于主观。基于这一模型本文重新测算了城市层面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并实证分析碳交易政策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中介效应表明,试点政策会通过产业结构和绿色创新等途径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于高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影响更明显。因此,应扩大政策试点范围、鼓励产业结构优化、推广绿色技术创新、制定因地制宜的试点政策等进一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发展效应。

碳试点政策冲击下的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各省(区、市)2003~2022年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发现在2013~2022年间,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纯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提升,规模效率提升的贡献相对较低。具体的,在2013~2022年间,纯技术效率、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所作的平均贡献分别为56.8%、36.9%和6.3%。但是从变化趋势来看,近年来碳试点地区依赖于纯技术效率提升和纯技术进步实现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规模效率提升所发挥的作用在稳步增强,在2019~2022年、2020~2022年以及2021~2022年3个样本期内,规模效率提升所作的平均贡献均超过了20%,未来碳试点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将愈发依托规模效率改善的增长模式。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企业发展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准自然实验,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增加企业实质性减排行为、促进企业创新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和市场化水平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影响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