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冲突研究中的学科交融——以传播“关系”和“意义”为导向

现有传播学对于本学科与社会学之间关联的讨论,往往围绕几方面而展开:学科诞生的前后承继,随拉扎斯菲尔德等奠基人的学术方向移动的轨迹,作为经验主义方法(特别是抽样调查法或实地调查法中的问卷设计、抽样、统计等)的重要来源和持续不断的影响,等等。而从关系和意义的角度看待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融合或转向"的问题,就跳出了原有学术框架。以"城市冲突"研究这一具体问题为中心,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转型及相关问题的演变中,社会学和传播学两大领域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联系,可以此重新理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以及传播学学科本身的反思和持续发展。

基于管治思维的城市冲突研究

管治基础的变化,客观要求城市、区域管治模式的转变。在理解管治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管治基础的变化对城市产生的影响,揭示城市间冲突的根源,最后,在对区域协调相关研究简述和城市冲突问题认识的基础上,从建立多元、分散、网络型区域管治出发,对区域协调中制度创新进行再思考。

城市冲突问题研究——以京津地区为例

文章分析了京津两市城市冲突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城市定位、产业结构和经济金融三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对于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定位模糊,加之两市行政级别相同,因此在经济方面无序竞争,产业结构同构化严重,都希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在行政方面合作度不高,缺乏配合意识,都想成为本区域内的领导者。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和国防等国家战略考虑外,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统一规划,缺乏政府互信成为导致京津城市冲突的主要因素。合则两利,分则两伤,鉴于京津两地特殊的关系,可以采取"太极"模式,解决城市冲突,最终实现京津一体化。

超越凝视:附近“视域”中的观察行动何以缓解城市人兽冲突——以S市X社区人貉冲突问题为例

随着越来越多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同栖息在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产生冲突的频率日渐增加,这不仅需要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而且需要城市居民观察、接纳附近“视域”中的野生动物,学习与“新邻居们”共存。与带有审判、监督含义的“凝视”不同,“观察”不仅指的是一种简单的视觉感知,还是指生命体对附近的生活世界保持高度敏感,以促进信息流动、情感关联并引导行动改变。因此,应该超越“凝视”,从经验层面研究人们的观察行动。观察行动有三个具体的维度,即行为认知、情感卷入与行动实践。即便面对同一个物种,人们对它的观察行动也大相径庭。不同的观察野生动物的行动对“人-野生动物”关系的影响也不同,其中科学与日常观察有利于提高居民对野生动物的认知,缓解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构建和谐、友善的社区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的附近“视域”中,与他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观察。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城市社区冲突:类型特征与治理策略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发现,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呈现出多类型化发展特征,且不同类型城市社区中因融合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冲突类型。具体而言,过渡演替式社区的冲突严重程度最高,综合混合式社区次之,再次是单一单位式社区和传统街坊式社区,现代商品房式社区的冲突程度相对较低。城市冲突的类型主要表现在社区物业管理不善、环境污染、邻里纠纷、社会治安弱化、违章搭建、业主权利难以彰显、开发商遗留难题以及业主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紧张等问题。为此,要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内的冲突表现,因地制宜,分层次厘清不同的冲突治理策略,进行精准化解与治理。

城市社区冲突的扩散与升级过程探究

冲突扩散和冲突升级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从城市社区冲突的三角形扩散模型及社区冲突分裂的横向与纵向扩散过程来分析,发现社区冲突的质变临界点——从利益冲突转向认同冲突,导致冲突的恶化升级。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冲突之所以能够不断扩散与升级,除冲突本身具有扩散性外,还与冲突的"格莱香定律"、二阶冲突、"旁观者"现象等因素密切相关。社区冲突发展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转向消减是其一般演化规律。

空间冲突与自我表达——论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

文章依据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论述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塑造的作用,继而论证城市空间冲突在心理认知层面的成因,分析个体在经历城市空间冲突时的自我表达需求,进而最终阐明设置城市音乐胶囊的社会需求基础。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问题与策略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社区的问卷调查及近百位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我们们认为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以下六大主要问题：社区冲突治理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社区冲突治理的体制机制不通畅,治理手段相对单一,基层政府干预失当或者不作为,社区冲突治理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社区冲突治理参与不足。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实际,提出以下优化策略：建立健全社区冲突治理组织机构的设置;完善社区冲突治理的体制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手段;有效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加强社区冲突治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倡导参与式社区冲突治理,增强社会资本等。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目标与原则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传统的城市社区冲突管理走向现代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应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目标旨向,其应遵循六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服务于人;防治结合,重在有备;民主开放,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分类治理,精准化解;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刚柔并济;依法治理,良性管控。这些原则应结合具体冲突情境,适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着三方面困境:治理结构单一,权责边界不清;治理主体分散,行动协调困难;治理理念异化,市场机制扩张。城市社区冲突的治理涉及基层政府、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个主体,在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发挥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机制。但因其主体地位不同,利益关联程度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社区冲突的反应和行动不一,仅依靠单一主体无法实现“善治”。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冲突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党组织的引导和调解功能、完善公共空间的合作供给策略、提升民主协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认同、提高社区主体对话协商参与度等优化路径,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供参考。

比例原则项下附带损害的范围界定——以城市武装冲突为视角

在武装冲突城市化背景下,比例原则的遵守面临困境。城市武装冲突各方多使用围城战术、爆炸性武器等作战手段和方法,尽管其目前并不为国际法所禁止,但因使用于人口稠密地区,故极易造成过分的附带损害。城市武装冲突所致的附带损害除直接后果外,还应包括衍生后果。冲突各方指挥官应当在攻击的事前阶段,站在“理性指挥官”与“理性一般人”的双重客观视角,将与冲突具有固有因果关系紧密性的衍生后果归入附带损害中,并依此与军事利益进行严谨衡量,勤勉遵守比例原则。

建筑环境与专业背景对空间评价偏好的影响

建筑空间作为城市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个体——无论其职业是否与建筑相关——都作为使用者有其独立的评价指标。本研究探索不同专业背景条件下个体对建筑空间及建筑与所处环境关系的评价差异。研究对象选取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高年级与其他专业教育水平相当的学生,利用图片与背景介绍让参与者完成建筑空间及其与所处环境关系的评价任务。研究表明在面对不同的建筑个体时,受过建筑教育和未受过建筑教育的人群的评价和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评价有显著差异;在将建筑置于环境中时,建筑风格与环境的匹配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建筑的评价与偏好;同时,文化冲突也会在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我国城市规划冲突管理机制的缺陷——以上海市春申高压线事件为例

以上海春申高压线事件为例,剖析我国城市规划冲突管理机制的缺陷,指出该事件从最初的意见对立演化为一定规模的群体性冲突行为,与政府对规划冲突的忽视和冲突事件处理的行政化倾向密切相关。传统的规划冲突管理机制存在决策内部化和管理行政化的严重缺陷,造成纠错功能的缺失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失灵。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法治意识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进行城市规划冲突管理机制的改革。

城市社会冲突的产生逻辑:结构条件、动员机制与互动过程——以X市通道纠纷事件为例

本文以X市一起通道纠纷事件为个案,利用"结构—机制—互动"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对个案事件发生过程的分析,尝试得到对城市社会冲突产生逻辑的基本认识。研究发现,不同阶层人群居住空间的邻近性强化了弱势一方的相对剥夺感,社会结构地位的差异不仅带来双方不同的政治机会,而且对于各方的集体行动策略亦有影响;居民的动员机制一定程度上嵌入于社区之中,动迁小区的空间特性和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为少数骨干的有效动员提供了条件,商品房小区的业主则主要基于互联网构建松散的组织网络。结构条件与动员机制形塑了不同的行动逻辑,相对来说,社会地位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依靠空间聚集和骨干群体动员起来的集体行动者更可能采取过激行动。在双方互动过程中,一方的过激行动引发了相对理性一方的激烈反应,伴随着认知转变、情感强化、组织化程度提升与行动策略转变,在双方都采取过激行动的情况下导致暴力冲突的产生。

事实、话语与冲突性事件的网络能见度——对系列“城管冲突”事件微博讨论的分析

通过对12起城管冲突事件微博讨论的案例比较与文本分析发现,冲突性事件的网络能见度在整体上有较大提升,但在具体事件上仍差别明显;影响冲突性事件网络能见度的主导因素,不再是冲突的性质和烈度,而是事件相关主体的话语策略和网络介入程度,网络大V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另外,线下抗争表演与线上话语建构的持续互动也是提升冲突性事件网络能见度的重要因素。冲突性事件网络能见度主导因素的这种变化,实则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