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移就业、产业发展与城市包容度关系研究

文章讨论主题是流动人口转移就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包容度关系,即"转移就业←→产业发展←→城市包容度←→转移就业"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分析流动人口与产业政策两者关系基础上,创造性加入城市包容度变量,使逻辑体系更加完整:首先引入投入—产出模型从城市产业前后关联角度进行定量分析,科学调整区域产业政策,优化城市产业布局;进而引入适应性效率理论对产业发展与城市包容度的关系进行创新性分析。核心结论是"人随产业走,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向、结构、流动模式和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滋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社会融合问题受到各界最广泛关注。社会融合问题从城市层面看就是"城市包容度"问题,该命题新、难度大、范围广,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以此为核心,创新性构建了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准则的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进而通过非线性离散选择模型探讨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落户难度、就业稳定度与城市包容度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2014年)开展研究,主要结论为:中国城市包容度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越强、落户越容易、就业越稳定。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完善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和安置政策体系,直接和间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形成有效融合机制,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及城市协同发展;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户籍制度,引导匹配城市产业结构的人口流入,实现合理布局;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现城市包容性增长与制度改进。本文归纳总结出"两个新体系":建立了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测算体系,及应用城市包容度指数定量研究的范式体系。

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

文章基于适应性韧性视角,将城市经济韧性的考察划分为抵御复原期与调整重组期,利用中国240个城市数据及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调整重组期,城市提升外来人口包容度能显著强化城市经济韧性,且该影响具有正向时变效果;而在抵御复原期,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地方保护主义加重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与城市经济韧性无关。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及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差异,会改变城市外来人口包容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机制分析发现,在调整重组期城市能通过提升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激励城市创新,强化城市经济韧性。文章为研究中国经济韧性议题提供新的视角,并为推动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带来相关启示。

城市包容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来自中国重点城市的证据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城市就业的补充力量,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新型城镇化目标背景的要求下,提高城市包容度水平,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水平的提升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城市包容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提高城市包容度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城市包容度可通过创业、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搜寻成本三个影响渠道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产生影响。在异质影响中,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同时提高城市包容度水平能够显著降低低技能人口以及生活在300万人口以下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搜寻成本来提高其社会融入。上述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及提高城市化目标政策的提出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人力资本、城市社会包容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发展

精准识别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实现劳动力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城乡包容性融合发展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4—2018年共3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人力资本、城市社会包容度与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关系,并对不同单位体制和流动范围进行异质性分析,其结果发现:内在的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职业前景上;外在的城市社会包容度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职业发展水平,并会强化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职业发展的促进效应,且个体层面社会包容度对职业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私营和外资企业、农村—城市上行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维系社会公平、构建包容性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的参考依据。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