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便利性对城市化失衡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便利性是影响迁移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势必成为推进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动力。现有关于城市便利性的文献虽然围绕迁移人口决策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忽视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程度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迁移人口难以与本地户籍人口一样获得城市便利性。因此,结合土地财政和户籍制度探究城市便利性对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9—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对应的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以土地出让收入为核心的土地财政制度使地方政府对推动土地城市化具有强烈动机,且土地城市化对城市便利性程度具有正效应,但此过程中提高的城市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具有负效应,从而导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第二,对于东中部、城市群内的城市来说,城市便利性程度对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显著为正,但西部地区、城市群外的城市不显著,其中大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促使城市化失衡的概率相对较高;第三,从分时序阶段看,无论是2009—2013年还是2014—2018年,城市便利性程度对城市化失衡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2014—2018年城市便利性程度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均出现一定程度提升。据此,围绕协调提高不同规模城市的便利性程度及其获得程度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失衡及其治理对策探析——基于广东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熵权法的统计分析发现,当前广东省面临着严重的城市化发展失衡问题:广东城市化水平呈现出"珠三角——东翼——山区——西翼"渐次降低的发展格局,珠三角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东西北地区;珠三角产业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最突出,而东西北地区产业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工业化对城市化发展的支撑不足,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驱动力不足;珠三角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是产业城市化,非农经济集聚发展是珠三角城市化的主要牵引力量,西翼和山区城市多以社会城市化为主导维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东翼城市和广州的城市化主导维度为人口城市化,人口转移与集中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动力,而以土地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最少,表明土地占用和扩张并非广东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针对广东城市化失衡问题的治理要区别不同地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市政建设支出、地方政府优越性与城市化失衡

城市化失衡主要指土地城市化速度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不协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地方政府大力推进土地城市化原因在于,政府能够从土地出让中获取巨额利益来缓解其财政压力。从2005年-2014年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当前不合理的市政建设支出加剧了城市化失衡,而地方政府优越性的提升可以明显缓和城市化失衡。同时也揭露了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征用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均存在缺陷,最后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革不协调的财税体系及政府职能转变等措施。

土地融资、城市化失衡与地方债务风险

本文研究了土地融资对我国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效果、地区异质性表现以及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利用2007-2015年间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活动显著促进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一失衡现象的形成,并且此影响在人口流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表现得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负债型”城市化融资与“供给型”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可能引致较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体现为土地融资会加重发展失衡城市的债务负担,而投资回报和效率较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机制。以上结论意味着不考虑需求因素而盲目依靠债务性投资驱动城市化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应探索建立推动城市化良性发展的融资体系,并在土地融资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建立稳定的投入联系。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的影响——基于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撤县设区政策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的作用效果,并从土地资源错配和城市生产效率两个方面检验撤县设区政策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化发展失衡,主要是由于撤县设区政策对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的促进效果大于其对土地城市化增长速度的促进效果。从区域层面看,撤县设区政策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的缓解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从城市层面看,撤县设区政策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在地级市显著;从市辖区层面看,市与区之间的距离越远,越不利于撤县设区缓解效应的发挥。撤县设区政策引起土地资源错配,进而加剧城市化发展失衡;撤县设区政策提高城市生产效率,进而改善城市化发展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