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分析——以住宅用地和非住宅用地为例

以住宅用地和非住宅用地为例,利用需求-供给-价格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规划配置方式和市场配置方式的效率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过规划调控来进行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比纯粹的市场配置更具效率,进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实施规划调控的必要性。

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帕累托效率和一般均衡理论出发，分析了城市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的损失原理，提出了政府介入、弥补市场不足促进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效率的若干政府职能措施。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政府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基于中国2012—2020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以及面板聚类分析方法研究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2)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和较低的城市,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适中的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从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相较于西部城市,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东部与中部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应该结合城市发展的综合情况实施差异化措施,减少土地资源错配,促进绿色发展,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城市群资源配置效率测度与提升方略:以京津冀城市群为重点的分析

以城市群要素资源配置为研究切入点,利用中国城市2007—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生产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各要素贡献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以2014年为分界线,2014年后京津冀、成渝、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生产技术效率上升,其变动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同向变动效果,且资本投入的改善效应最大。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不及珠三角城市群,2014年前后的优化程度亦不如成渝、长三角城市群,但均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北京的生产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处于高位;2014年后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的资源配置效率由负转正,其他京津冀城市未明显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了资本要素配置贡献,但劳动和能源配置效率提升相对有限。在新发展格局下,各地要健全区域要素流通市场机制并着重发展新质生产力,即通过促进劳动力向人才转变、提升资本利用效率、推广绿色集约生产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拓展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空间。

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创新:基于产业用地结构的研究

新发展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土地资源配置是政府推动创新、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传统粗放式的土地资源供给模式难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土地供给结构向集约化转型迫在眉睫。为探究产业用地集约化供给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使用2007—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土地交易分行业数据与专利授权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用地供给结构集约化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第二,地方政府增加高技术制造业用地出让占比能促进地区创新型企业的进入,引领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但对现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第三,高技术制造业用地价格的市场化可以进一步引导土地集约化利用,更有利于发挥用地结构转变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说明数量配置与价格配置存在“互补”效应。因此,地方政府需推动土地供给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利用土地要素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效率——基于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工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讨论并检验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限制性供给商住用地情景下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研究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限制性供给商住用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对城市经济效率存在持续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土地资源配置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其中生态环境效应发挥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改变用地评价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性对待城市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下经济结构服务化问题,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

为推动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采用DEA-Tobit两步法,从投入与产出角度,横向测算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城市群2010—2021年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并进行对比分析,与此同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横向看,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城市群中,京津冀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综合效率最高,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其他两个高技术行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2)影响因素方面,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为负,三大城市群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小。最后,提出我国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发展建议: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完整产业链条;二是深化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技术引入模式;三是注重人才引育留用,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加强科技金融资源整合,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五是不断健全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体系。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

优化资源配置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基于市场价格、竞争与风险机制的市场化视角,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地级市样本数据,在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实证发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扭曲,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扭曲的优化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且在优化效应的结构差异上存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递进逻辑;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城市间产品和资本配置扭曲相互强化的内生交互循环,但也可能因城市间的“虹吸效应”导致劳动力配置在空间上产生“新扭曲”现象。

云南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研究

为深入探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一条既能实现土地高效合理利用又能保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云南省为例,在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土地生态安全相应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云南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6-2021年云南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均值为0.92,总体状况较好。(2)2006-2021年云南省城市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历了“不安全-较不安全-临界安全-较安全”四个阶段,由2006年的0.18提升至2021年的0.77,土地生态安全水平显著提升。(3)2006-2021年,云南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经历“轻度失调-初步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5个阶段,空间格局上呈现西北、中部高,西南、东部地区较低的特征。总体来看,研究期间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生态安全处于协调阶段。

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厂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

采用平均生产函数模型、边界生产函数以及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3种方法,对中国81个污水处理厂的样本观测数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得出上述3种模型对产出弹性、技术效率和规模经济性等主要指标的模拟结果.研究发现,资本对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产出弹性最大(0.507),其次是运营电耗(0.415),再次为劳动力;我国污水厂普遍处于规模报酬率递增阶段,样本总体的规模报酬率为1.11;根据DEA的分析结果,列出了81个样本污水厂的效率排序清单,这将有助于制定行业绩效标准.

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与优化途径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模型探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损失测算与优化途径选择,为加强与改善土地宏观调控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数理分析与计量方法。研究结果:(1)2004年以后土地资源部门收益差距比规模配置欠优导致的配置效率损失更大;(2)部门收益差距效率损失增大导致了土地资源部门配置效率损失增大;(3)中、西部建设用地边际收益小于东部导致了建设用地空间效率损失。研究结论:(1)通过测算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能够找到最佳的优化配置途径;(2)当前提升农用地边际收益和重点提升中、西部建设用地边际收益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

城市道路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以实际交通调查数据为依据,以城市交通方式结构为切入点,先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等经济指标入手,把城市道路资源分摊到各种交通方式上,计算分析各种交通方式群体享用的道路资源情况。最后,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群体对城市道路资源投入与享用的对比及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对比,对城市道路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数量化分析。

面向市场经济的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珠海实证研究

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 ,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市场需求因素越来越显突。需求前景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议题。以珠海为实证 ,在分析城市用地变化状况及其成因机制的基础上 ,着重讨论市场经济中需求不确定条件下的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策略 ,试图为新一轮的城市发展战略提供思考依据。

县域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与优化路径

文章从县域土地资源最优配置条件的理论分析入手,构建县域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测度模型,以山东省沂源县为例,测算2005—2015年该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得出我国县级层面的土地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基于此,分析了县域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原因,并探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行优化路径,包括：研究结合农用地生态效益评估的指标分配技术方法;构建指标再分配机制与机动指标奖励机制促进指标分配的再优化;规范县域土地资源配置秩序,实现每个县域一套指标引导土地资源配置;引入市场机制搭建土地发展权转移与交易平台弥补政府干预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优化土地资源管理方式缩小土地资源分用途收益差距等。

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和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市场实际交易数据和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基于2SLS法的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SLX)探讨了土地资源配置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严重低估,进而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问题;尽管土地资源错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但却通过阻碍发展动能转换、降低发展效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加重节能减排压力等机制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小城市的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城市均未产生明显影响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同等级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大城市与中等城市间土地资源错配的空间外溢效应却显著提升了各自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结论对于深刻把握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政府缺陷与用地规模过度扩张

通过对建国后的历史考察 ,认为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消长演变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而这种演变始终未能有效地消除土地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城市用地规模过度扩张。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是不完善的 ,因此 ,机制的“选择”应该是“以哪种机制为主”的选择。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 ,应以市场机制为主 ,政府机制也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但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政府缺陷。

公共选择: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政府行为理论的缺陷及由此而导致的实践偏差是“圈地运动”存在的根源。建立土地资源配置系统的公共选择机制有助于解决政府调控失效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分析

使用农户模型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资源配置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单一要素价格的上升将使农业生产的所有要素需求下降;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的提高,会使土地供给者增加土地供给,同时也使土地需求者增加土地需求,并使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农户向生产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农村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均衡时的土地交易量越大。

土地资源配置均衡度可驱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吗?——基于57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13—2020年5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配置均衡度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及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土地资源配置均衡度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在加入控制变量进行验证后发现,外商投资规模、城市教育投入规模、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土地资源配置可经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财政政策三条传导路径,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提供驱动力,且传导作用依次降低。因此,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发挥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作用、提升城市产业能级来增强城市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