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

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性工程,可达性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目标取向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城市紧凑程度恶化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状况不佳并存的局面,从城市空间形态这一重要城市整体特性视角研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类主要公共服务设施为考察对象,量化测度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类型设施的异质性影响,并检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分布和地方财政自主权对上述影响过程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呈现“U”型,目前多数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高财政自主权强化了紧凑城市建设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挤出效应,而设施规模越分散,城市紧凑度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几何正向影响效果越弱。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地下公共服务系统空间活力量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地下空间发展渐趋多元化,除传统类型的人防、交通、市政等功能外,用于游憩、休闲、娱乐的公共服务空间也逐步转入地下。以上海为代表的诸多大城市已建成多处规模庞大、功能复合的地下公共服务空间,但实际的空间使用效果差异较大、优劣参差不齐。本研究着眼于地下公共服务系统的空间活力,基于城市热力数据、商业点评数据和空间组构数据等城市多源数据,构建包括地下公共服务空间人口密度、规模、所在区位交通条件、连通性、形态布局和业态设置在内的指标体系。选取上海市典型地下公共服务空间为案例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算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算法,建立空间活力量化评估模型,并将其应用于静安寺地下公共服务空间的活力提升改造方案中,为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方案比选提供了一种有效决策支持工具。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研究进展

关于如何界定、计量、描述、分析公平问题一直是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20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研究经历了1970年代以前的地域均等、1970-1990年代的空间公平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的社会公平三个主要阶段。通过梳理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及趋势,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相关研究,对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公平规划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

转型期以来,政府治理制度的变革及公私部门关系的重构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供给机制逐步多元化,其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分异。本文以广州为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总体上呈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均衡分布模式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地区指向的集中布局模式所取代,表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反比例服务法则"。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探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特征。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较低,且总体综合公平水平低于大部分单类服务设施综合公平水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成正全局空间自相关,各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成单中心圈层结构的空间格局,中心与周边及外围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差异显著。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以广州市公园为例

我国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需求分化、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而与社会群体相互作用形成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分异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弄清影响分异的因素和形成机制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构建和效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州公园服务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为基础,选取公园服务水平和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重叠的双高型(高SES、高服务区)和双低型(低SES、低服务区)街道,从城市发展历程、公园建设及服务特征、人口构成特征等方面总结形成公园服务水平两极分化的机制,包括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与累积、城市选择性更新与滤出、城市扩张中的城乡二元分化、居民消费需求与能力的分化等四类。基于各类公共服务的共性和个性,有必要进一步对教育、医疗、公交等其他公共设施进行相关深入研究。

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我国286个城市2002年-2012年的地区公共服务差异度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分析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机理;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地区公共服务差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民生财政支出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公共服务差异是促进人口异地城市化的显著因素;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有效促进本地城市化发展;民生财政支出通过作用于公共服务加强或抑制上述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与人口空间分布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方法,采用北京市"六普"中的街道乡镇数据与产业指标相结合,对优质公共服务分布与人口密度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质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产业有关的工资和就业岗位作为控制变量的作用相结合,反映出低端产业难以吸引人口迁移。这说明,在特定地段增设和完善优质公共服务吸引人口,并为高端产业提供发展环境,使产业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助于城市多中心格局的形成。

轨道交通促进下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以南京新街口中心区为例

要存量优化背景下,轨道交通促进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开发,从而拓展公共空间容量是实现城市中心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探明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的内涵,剖析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特征,明确轨道交通对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开发影响的基础上,总结轨道交通促进下的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的通用策略;以南京新街口中心区为例,通过分析南京新街口中心区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地下公共空间开发的侧重点,结合轨道交通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策略,并使用空间句法验证策略的合理性。为类似城市中心区地下公共空间精细化城市设计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法指引和案例参考。

居住空间与公共服务差异化: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研究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日益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而城市发展惯性、政府规划、资本选择偏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居民自身多元需求等众多要素正在导致中国城市空间多元分化。总体上,以财政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区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左右公共服务获得感高低的重要变量。然而,公共服务获得感日益以居住社区为基准,研究数据显示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分布曲线基本与居民的获得感大体一致。不过,市场价值等级高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反而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人,其公共服务获得感也相对较低。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设计

数字城市建设的重点是共享交换,难点是数据整合,要点是公共服务。介绍公共服务体系的定位、内容,以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为例,详细阐述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如何为3个服务对象政府部门、行业和社会公众服务应用的问题。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最优规划方法仿真

现今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组织结构松散,不利于公共服务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找到一种能够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最优规划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针对当前方法存在的重复率高,利用率低的资源浪费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布局规划模型和土地利用特征的空间布局规划方法,根据规划因素的属性将空间布局的规划方案分成m'个分系统,采用单因素模方根法对方案中因素的优度值进行计算,将每一个分系统作为一个因素,分别求出每个决策方案的综合优度值,完成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模型的创建。在上述创建的模型基础上,对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先后顺序对土地斑块的分维数、形态和离散指数进行计算,利用计算出的结果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进行最优规划。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进行最优规划,并且公共服务设施具有重复率低,利用率高的优点。

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综合评价及空间演化研究---基于中国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以2012―2019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重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序,继而考察其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关联及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安徽省城市群以合肥和黄山为公共服务高质量核心,形成以合—芜—马和合—铜—黄方向为主轴的高质量城市群,并形成向西和向北逐渐衰减的圈层结构。安徽省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有升有降,但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其质量重心一直聚集在合肥。空间格局演化分析发现,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空间正相关性逐渐衰减,但保持空间集聚效应。有鉴于此,未来可依据安徽省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发展趋势,构建多中心构架的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都市圈;制定相对均衡的城市群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和分配机制;构建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的协同提升机制;推进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测定、认证和流程的持续改进。

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关联性及动态演进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测度其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探究其动态演进态势将有助于强化内生动力。着眼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四个典型维度,以京津冀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对2010—2021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测度,探析其差异性及空间关联度,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其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各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京津为核心的环形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结构凸显;不同空间板块类型的城市演进态势呈现差异化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协同提升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政策建议。

城市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演变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促进城市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合理化,提升新区发展质量,基于重庆市2016、2019及2021年POI数据,利用区位基尼系数法、标准差椭圆法、平均最近邻分析法及核密度估计法等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心城区外围圈层城市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重庆市中心城区外围圈层城市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先增加后减少,盈利性公共服务设施下降幅度更加明显;总体分布不均衡,但逐渐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盈利性公共服务设施不均衡性更强;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呈现“东北-西南”发展方向,但方向性逐渐减弱,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扩散性更强但方向性更弱;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显著集聚,盈利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性更强;“多核”态势明显,北区集聚程度最高,西区发展速度最快,两类公共服务设施在西区分布差异明显。

北京月坛街道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研究

存量更新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面临诸多困境,摸清现状尤为重要。以北京月坛街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实地调研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体育5类设施行进数量及位置统计,确定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并进行空间分布研究,为公共服务设施的更新规划提供依据。

城市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空间分异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低收入人群受制于自身的支付能力和行动能力,能够享受到的城市服务质量与其所处的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密切关联。论文以武汉市“三旧”改造空间数据、保障性住房分布数据为基础,识别出了武汉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抓取互联网POI数据对其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低收入社区生活圈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性高,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圈层减弱、沿轴扩散的态势,并由此将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划分为6类。从空间分异机制来看,低收入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水平优劣主要受到外部环境供给能力的影响,其中居住空间单元的变迁是基本动力,不同时期城市规划空间布局模式是外在动力,而市场条件下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关系和供给方式则是根本动力。

地下空间,城市公共空间的延续与拓展——基于《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沿线近期可开发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广州萝岗核心新区公共服务中心）》的思考

本文从研究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出发 , 研究地下公共空间与其他公共空间的关系 ; 借鉴项目工作经验 , 研究地下空间规划与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现了公共空间的立体性延续 , 追求为城市和居民创造一个立体化空间的发展目标。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与空间外溢研究——以文化消费为例

本文以城市文化消费为例,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方法,对省域层面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区域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及可能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显著增加转入区域及其周边城市文化消费价格;转移劳动力的低技能水平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为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并抑制其对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负面影响效应,重点应该是加大对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时,积极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重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公共服务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产业对转移劳动力吸纳能力。

重庆主城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基于公共服务功能组织视角

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组织密切相关。重庆主城区作为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在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就近组织、公共服务需求的均衡化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本文梳理重庆主城区空间结构的演进历程以及与公共服务需求变化的互动关系,辨识随着城市功能由生产向消费转型,空间面临的结构问题及其内在动因,借鉴马斯洛理论,提出顺应当前及未来公共服务需求层次的分异,城市空间结构应从“多中心、组团式”进一步向“分层多中心、组团式”优化,引导形成相对集中、功能综合的基层“小、微中心”体系,以有序组织公共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必要交通出行,降低居民出行的时耗,提升城市效率,并借鉴恩格尔系数构建衡量城市效率的评价框架,为破解山地城市空间结构问题,推动城市空间转型提供新的思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