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古代城市型遗址资源浅析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同时也开启了文明的先河,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造。尽管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时间目前仍有争议,但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雏形。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和研究整理的逐步深入,发现的中国古代城市型遗址数量日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在已公布的七批4295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中国古代城市型遗址有324处,其中河南省46处,约占全国总数的14%。加之由于河南省古代城市型遗址具有年代悠久、分布广泛、类型复杂等特点,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做好对资源的全面掌握和足够了解,将是河南省保护古代城市型遗址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对已公布的7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河南古代城市型遗址的资源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河南省内优秀的保护案例提出保护建议。

城市型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技术要点——以《唐华清宫遗址保护规划》为例分析

针对大遗址保护这一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热点问题,既回顾我国大遗址保护发展历程,又重点分析了城市型大遗址保护在文化、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并探讨了由于上述特点而引发的保护难点所在。以典型的城市型大遗址——西安华清宫遗址为例,提出了研究优先、整体保护、动态保护和分类保护的规划编制思路,并提出规划编制中应当重视的价值判定、构成研究、区划划定、保护措施、展示利用、保护管理和环境整治等七个方面的技术要点。最后,对华清宫编制过程中的总结了几点缺憾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有机更新视域下城市型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

处于城市周边的大遗址具有特殊的区位条件与纷繁芜杂的外部环境,文物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其保护利用工作涉及大范围、各层级、多维度、多主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由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现状切入,一方面回顾遗址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得出大遗址系统要素之间秩序的失衡是遗址区低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近年来的保护工作进行反思,认为遗址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引入有机更新理论,将其作为一种全方位引领遗址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人口、用地、产业、空间、保障机制等角度入手,在遗址区各要素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和谐的秩序,引导一种由小及大、持续渐进的遗址保护利用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而达成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协调。

城市型考古遗址公园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划探讨——以临安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例

吴越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国,虽定都杭州,但安国衣锦军(现杭州市临安区)是钱镠的诞生地,在吴越国“一军十三州”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吴越国见证了朱温后梁篡唐、五代十国战乱、钱俶纳土归宋,被誉为“五代十国唯一的净土,乱世中百年不衰”。临安作为钱王故里,存在着以吴越国王陵、功臣塔和功臣寺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遗迹。2018年被浙江省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由此展开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文章以临安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例,探讨城市型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如何既能保护遗址安全、展示文化内涵,又能协调城市建设发展。

城市村落中的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保护与西安城中村更新的矛盾与协同

随着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众多城郊乡村被纳入了城市建成区范围,进而演化成为“城市村落”,其中特别是位于历史城市中的城中村,所面临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从“村落”到“城市”的转换,更需应对历史城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复杂问题。本文以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的保护为例,揭示西安城中村与隋唐长安城遗址的密切关联、城中村改造与大遗址保护的冲突,探讨历史城市中“城中村”更新与城市型大遗址保护的协同策略。

融入城市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策略研究——以路县故城遗址为例

对于如何统筹协调城市中的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城市的发展需求,路县故城遗址进行了一次规划探索。以保护优先为基本前提,对考古遗址公园赋予更加丰富的功能,创新设计手法攻破技术难题,动态推动遗址公园实施,使其成为既能很好地阐释与展示遗址内涵,又能寓教于乐、被广大群众喜爱的城市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