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下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策略

回溯儿童友好城市的理念起源,借鉴家庭社会学对于当代抚育结构的经典研究见解,认识到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不能仅关注儿童个体,而必须以家庭为完整单元,映射到由全龄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深部。通过面向北京育儿家庭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提炼当前北京育儿家庭成员之间亲职分配的主流模式,认识到由代际协作育儿纽带联结的“新三代家庭”已经构成了当前北京最典型的家庭育儿模式。这一认知有助于定位超大城市儿童友好政策输出的侧重领域,避免儿童友好城市创建走向千城一面。通过深入挖掘这一典型模式下“双职工中青年”“银发育儿族”“多孩家庭子女”等人群需求,提出6点促进儿童与家人共享城市服务的策略。

“双减”政策实施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西安市509个家庭的调查数据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转变家庭教育投入观念、优化社会教育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陕西省西安市低收入家庭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了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投入负担,为其子女接受更加优质、公平的教育提供了保障,但校内课后服务供给质量与学生需求之间不平衡、部分家庭校外素质类培训支出负担较重、亲子情感交流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家校共育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提升薄弱学校办学质量,促进课后服务优质均衡发展;对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提高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低收入家庭优化教育投资观念与行为;完善家校合作机制,提升低收入家庭与学校协同育人质量。

“双减”政策下城市多孩家庭劳动教育SWOT分析和实践研究

“双减”政策的实施,赋予城市家庭劳动教育更多的优势和机遇,但也让城市多孩家庭劳动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当前,城市多孩家庭的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做好家庭劳动教育的引导者和实施者;打造孩子之间的劳动共同体,实现孩子之间劳动教育的传帮带;挖掘家庭劳动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将家庭劳动教育融入孩子的日常,为孩子的成长成才赋能,以达成劳动实践育人的目标。

人口政策调整背景下城市家庭教育观念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20世纪末,我国开始逐步放开施行30年左右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直至近年施行“全面三孩”政策,我国正在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变。这一背景下,我国城市家庭教育受到明显挑战。家庭教育主体愈加多元,教育时空不断延展,教育的过程更具交互性,家庭教育的经济与情感投入压力持续增大。城市家庭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随之在悄然发生转变,呈现出以下变化特点:重新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重新发现家庭关系的基础,更科学地评价儿童的发展,重新定位家庭教育的价值与使命。

托育政策调整背景下城市家庭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与实现——基于深圳市婴幼儿家庭的调查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托育政策经历了从“福利化”到“市场化”再到“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三个主要阶段的调整变化。伴随着2021年“三孩”政策的全面落地,托育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深入了解当下家庭的照护需求并精准提供服务成为重中之重。对深圳市已育有0-3岁婴幼儿和有生育意愿的770户家庭的调查显示:父母科学教养观念强,期望得到专业指导;托育机构价高质劣,家长对社会托育服务满意度低;在育儿指导方式上,期待多种方式提升育儿水平,争做新时代教育型家长;在照护服务形式上,呼唤“父母带薪育儿假”,时间、经济支持双重保障;对于入托年龄与类型而言, 1岁前入托需求相对较低, 2-3岁的入托需求超七成;社区式、全日制备受青睐,期盼普惠性托育服务。这代表了我国诸多城市婴幼儿照护发展的现实状况。为此,可尝试在顶层设计上完善家庭生育友好型育儿支持政策;在梯度推进上优先解决2-3岁幼儿照护需求;在强化指导上分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在优化监督上健全托育机构监管与评估机制。

城市家庭体育环境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关系分析

当前,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青少年的身体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学校和家长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也备受重视。作为教育的重要领域,家庭体育环境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意识和行为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创建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环境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结合家庭体育环境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实际影响,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良好的家庭体育教育氛围可以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从而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水平。

城市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影响因素——以厦门岛区为例

在全球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碳排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变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重要因素之一。家庭能耗碳排放是城市碳排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分析它的各种影响因素对于控制它对局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厦门岛区为例,通过社会问卷设计和调查,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最终收回的340份有效问卷进行城市家庭能耗的影响因子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厦门岛区平均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量为1218.2kg/(户.a),电力消耗直接碳排放是厦门岛区主要的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方式,电力消耗直接碳排放量是瓶装液化石油气与代用天然气使用直接碳排放总量的近5倍。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多元逐步回归方程得到,与住区自然环境与家庭耗能倾向相比,家庭社会情况是影响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最为重要的因子,其对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变化的解释能力为17.9%。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家庭住宅面积对家庭能耗直接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家庭住宅面积对公共因子的贡献率达到了0.829。研究旨在为城市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城市住区形态的合理设计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家庭在外肉类消费研究——基于全国六城市的家庭饮食消费调查

利用全国6个城市1340户家庭详细消费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家庭在外饮食中的肉类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城市家庭人均在外肉类消费在肉类总消费中仍占有显著的比重(平均近30%);居民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在外肉类消费有重要影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外肉类消费显著增加;不同代际居民的在外肉类消费差异明显。

鱼菜共生技术在城市家庭中的应用前景

生态水培技术是结合水产养殖和水培种植蔬菜特点的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循环的生产模式,符合低碳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通过综述鱼菜共生技术即生态水培技术的原理、作用机理和类型,进一步阐述了其在城市家庭中的应用前景。

城市家庭规模与结构对生活污水排放特征影响分析

以北京、上海、广州、兰州、昆明等5个城市30个中等收入城市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生活污水排放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家庭生活污水中各污染物排放量随家庭规模增大而增大,其中受家庭规模经济影响,COD、BOD的排放强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边际递减规律,而TN、TP主要受家庭居民个体因素影响;综合考虑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影响,首次提出家庭污染等效因子,把所考察的家庭转换成"等价(参照)家庭",相对于参照家庭而言,所考察的家庭的污染排放状况与家庭污染等效因子成正比,由此反映不同家庭类型与生活污水排放之间的特定关系.

城市家庭生活污水水量调查与水质分析

选择三户典型城市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家庭生活污水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家庭生活用水类型较多,主要分为洗澡水、洗衣水、淘米水、洗漱水、洗菜水、洗碗水、厕所用水和其它用水八个类型.所调查城市家庭人均用水量为217.84L/人·d,其范围在151.51～264.00L/人·d.所调查城市家庭生活污水的pH值的范围为6.14～7.43;浊度范围为13～221.6度;TP浓度的范围为0.69～3.18mg/L;COD浓度范围为5.9～1368.8mg/L。

城市家庭中儿童权利保护状况的调查研究

尊重和践行儿童权利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家庭教育所倡导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查五个城市6-12岁小学生家长的儿童权利保护状况,结果发现:家长最关注儿童的生存权,对参与权的保护有所提升;在儿童发展权的保护上,最关注的仍然是受教育权,休闲娱乐权居于末位;家长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主要受家长自身因素的影响,如家长的角色(父亲、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家长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儿童自身因素(如儿童性别、年龄等)关系不大。

城市家庭居住碳排放的人口边际效应

以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为样本,将家庭人口划分为学前、上学、工作、退休或失业四种角色,并基于边际理论研究城市家庭居住碳排放的人口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家庭户均居住碳排放随家庭规模的增加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2)家庭人口结构转变对居住碳排放的边际影响差异显著,同一角色人口对居住碳排放的边际影响以递减为主,也存在增加的现象;(3)根据居住碳排放人口边际效应的变化方向得出其五种演变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促使政策制定者关注家庭人口结构对居住碳排放的影响,进而为依据家庭人口结构制定居住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城市低收入家庭学前教育投资现状及其政策补偿建议

关注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要途径,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力举措。目前,城市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的学前教育投资受低收入水平、日益攀高的教育成本的双重制约,在提高教育投资能力上步履维艰。为实现教育起点的公平,国家应当承担起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责任,通过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比重、建立合理的价格监督机制、教育投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等方式,逐步建立政府、家庭、社会共同负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机制,切实减轻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

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测量及现状分析

本文建构了适用于测量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状况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总体匮乏;内部结构严重失衡;维持型特征突出,发展型特征较弱;脆弱性强、可持续性差。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建构需要有效的政策支持。

社会排斥与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

住房难问题是城市贫困家庭普遍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住房市场排斥是城市贫困家庭住房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市场化的住房市场天然地对收入低的人群有着强烈的排斥。相关住房政策排斥也是导致城市贫困家庭住房难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贷款政策,还是经济适用房政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都没有惠及城市贫困家庭。

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而对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可获得脆弱性的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脆弱性定义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测量与分解的基本框架。使用CFPS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对数消费模型,并据此计算了样本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值及五个分解部分值。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城市家庭是脆弱的,居委会内不平等性构成其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各分解部分对协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家庭比广东家庭更易变得脆弱;工资性收入的不同档次显著影响城市家庭脆弱性;相比家庭规模,社会资本更能有效降低城市家庭脆弱性。

子女数量、性别与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选择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中国城镇多子女家庭的数量将上升。已有研究很少分析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住房选择的影响。有鉴于此,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的2014年城市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了个人、家庭特征和区域因素后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有子女家庭比无子女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可能自有现居住住房、更可能自有多套住房;有子女的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低的住房质量、更可能自有现居住住房;有儿子的家庭比没有儿子的家庭有更大的住房建筑面积、更可能自有多套住房。因此,在此背景下,住房供给侧改革应注重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市场和住房保障部门为有多个子女的家庭提供合适的房型,同时提升住房质量,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及其养老问题研究综述

在对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和数据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基础上,主要以文献研究法总结分析了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规模、家庭结构、伤亡风险等基本内容。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从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和精神赡养等三方面对目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点和结论进行了梳理归纳。期望通过总括性和前瞻性的探讨来应对和缓解即将到来的独生子女家庭"少子高龄化"养老危机。

城市核心家庭妇女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

目的对产后抑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我国城市核心家庭妇女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以试图为产后抑郁的早期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435名被试分别完成孕妇产后抑郁危险因素调查表以及SCL-90。采用卡方、t检验及Logist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 6.2%的被试经历产后抑郁。卡方及t检验结果显示抑郁组非抑郁组间婴儿性别(χ2=6.242,P<0.05)、夫妻关系(χ2=7.242,P<0.05)、孕妇照顾婴儿(χ2=8.022,P<0.05)、婴儿健康(χ2=8.282,P<0.05)、产前情绪(χ2=8.379,P<0.05)、丈夫情绪(χ2=6.233,P<0.05)差异显著。回归结果显示不和谐的夫妻关系(Beta=0.940,P<0.01)及丈夫负性情绪(Beta=0.882,P<0.05)增加产后抑郁比率,孕妇花时间照顾婴儿(Beta=0.870,P<0.05)、产前负性情绪(Beta=0.606,P<0.05)及生女孩(Beta=1.166,P<0.05)都会导致产后抑郁分值增加。结论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丈夫负性情绪、孕妇产前情绪、花时间照顾婴儿以及生女孩都是导致产后抑郁增加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