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略)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和城镇。 第三条 保障金的来源 (1)财政拨款; (2)上级补助; (3)社会筹资、捐赠; (4)利息收入; (5)其它。 第四条 保障金的使用对象和审批程序 (一)保障对象的条件 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镇,凡属正式非农业户口。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策略研究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应基于制度实施现状和问题,采取转变救助理念、加强人文关怀,健全资金管理、拓宽资金来源,基于应保尽保实施分类救助,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监督等完善策略,真正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作用。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悬崖效应”问题及治理对策

一、前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为妥善解决城市困难群体生存问题而实施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城市低保制度的施行进入了正式化和规范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三十多年来,作为民生“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不仅在保障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方面作用显著,同时,也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支撑。

一切为了弱势群体利益——2010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计纪实

【项目简介】2010年省审计厅对全省10个县（市、区）2009年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进行了审计。审计揭示了各地掌握政策不统一、制定的保障标准差距大、低保户实际得到的保障待遇差距大、动态管理不到位、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省厅以《审计专报》形式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反映低保资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厘清最低生活保障认定相关法律问题——以林某与某县民政局行政诉讼案为例

林某生于2003年2月,为非农业户口。其父林某某与其母刘某于2020年5月调解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林某在某高中读高二,随父亲林某某生活。”林某称其父母未向其支付生活费,也未与其生活在一起,生活贫困,遂于2021年6月28日向某县民政局邮寄《申请书》,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1年7月17日,某县民政局向林某作出《回复》,认为:1.林某父亲于2020年9月至今在某医院门诊部上班,月收入3000元;2.母亲刘某系某学校老师,月收入3682.98元。某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440元,林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超过该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其不符合申请城市低保条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困境分析与政策转型

目前,国内在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中,极少从该制度本身着手,深入探讨该制度的缺陷。据此,本文另辟蹊径,将该制度解构为目标层规则(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和保障方式)和执行层规则(前期准入、中期动态管理和后期退出)组成的二元规则结构,探讨这两个层面规则的演进及协调运行的两个条件:交易费用与产权秩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以分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的"目标扩张—执行成本控制—产权秩序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福利污名"被看作是在"应保尽保"目标下,执行层规则中的公示程序带来的污名效应。但由于公示程序具备降低交易费用与推进形成合理产权秩序的优点,使其难以被其他非污名化的规则取代。而"福利依赖"则被看作在政府交易费用控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运行中低保对象利用其在制度产权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谋取更多利益与利益机会的行为。要避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就应该使该制度在运行中,能够尽量降低交易费用,并达到合理的产权秩序,而这正是该制度的政策转型方向。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有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界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方法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方式等诸多基础性问题上 ,大多数学者基本达成了共识。笔者选择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二十余篇 ,以内容分析方法试图进行初步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出台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其建立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但目前仍存在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理解不够 ,资金不能保证 ,宣传不够等问题。由此 ,需要从目标定位、指导性标准、运行模式。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评述

199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首创城市居民最低氏生活保障制度,拉开了城市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序幕。1997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各地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随后这项制度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物质生活帮助的权利;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可按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救助。至此,这项制度覆盖了全国所有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这项制度的实施对缓解城市贫困、维护弱势群体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近几年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述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应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加以完善。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分析

本文对各地保障标准进行了横向地区比较和纵向变化比较 ,指出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布标准整体偏低 ,难以有效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保障标准的执行过程中 ,多数地区采用了变通标准 ,大多数地区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 ,但是很少地区根据家庭情况执行多元化的弹性保障标准。针对目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面临的问题 。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2004年调整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偏低,反映了我国劳动者较大的贫富差距;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改进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

目前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比较随意 ,整体水平偏低 ,难以有效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并且没有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执行多元化的弹性标准。为此 ,需要进一步规范低保标准的测算 ,其关键是要深入理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有关规定 ,掌握测算低保标准的科学方法 ,合理区分不同类型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坚持共享发展成果 ,不断调整保障标准的原则 ,特别是要科学确定低保标准测算的指标体系和测算程序。

城市贫困救助的目标定位问题——以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标和寻标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走向"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目标定位要从原来的"收入定位"走向"收入(财产)+类别定位+需求定位"。在"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中,集成"基础+分类"的救助目标,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救助,家庭分类救助的对象是面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同时通过设计和实施:贫困家庭的"儿童抚养补助金"、"残疾人照顾补助金"、"老年人照顾补助金"和"单亲家庭补助金"等等救助项目,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升。本文利用我国36个城市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低保”标准并未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低保”标准对贫困者就业意愿具有较弱的负效应。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建议: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标准、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以及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整与转型——地方实践与制度重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至今已经到了制度的拐点,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依据公共政策分析中的综视决策模型的假定,在总结各个地方城市的具体制度实践创新基础上,从制度的设计理念、设计原则、制度的目标重构以及具体的制度架构等方面,提出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整的可能方向,提出了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基础上重构城市居民生活援助制度的设想。

我国各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测度及其与经济适应性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2002年到2009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从"低保"标准增长率与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以及"低保"水平与当地经济相对地位两个方面对其与当地经济适应性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我国各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基本一致,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低保"水平的调整应建立与宏观经济指标的联动机制。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受助规模持续缩减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政策执行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央开始系统推动低保提标扩围,并持续增加救助资金投入,但城市低保受助人数和覆盖率反而连续13年大幅缩减,呈现出“标提围扩量减悖论”。城市低保受助人数持续大规模缩减将增加漏保风险,长远来看还将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整合性政策执行分析框架,对H省低保政策执行分析发现:城市低保缩减执行主要表现为低保政策执行上“积极清退与消极纳保”,这是由基层执行者面临的执行成本、执行资源与能力、执行风险这三方面共同形塑的。低保扩面会增加行政成本和财政成本导致基层不想多纳保;政策执行者执行扩面的资源和能力不足导致其没有能力多纳保;政策执行者面临的错保问责风险导致其不敢多纳保。本研究为城市低保规模持续缩减提供了学理解释并为破解低保扩面的堵点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