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景观、城市心灵和未来想象--以《大湾区文学读本·诗歌卷》为中心

文学与地理空间、环境的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被学界广泛探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上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然而,巧合的是,“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出生于广东新会的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

现代诗公园:城市心灵地标

“他在喧闹的街市行走他提着灯盏他的脊背是赤裸的没有人能够看清或者留意他的面目——在白昼,光亮耀目得像坚硬的铁轨。他是谁,他欲何为?没有人在意他来去的踪迹,他所带的灯盏也照不出他的影子……”这是诗人巴客的《白昼提灯者》,已入驻长春现代诗公园东部的诗歌将来馆。

喧嚣与孤寂:《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与伦敦人

自波德莱尔提出＂寻找现代性＂之后,现代性便成为解读现代的重要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亦无法不将现代性作为其表现和探究的主题之一。随着第三世界日益陷入现代化的变动之中,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衰竭,反而日渐显示出它的作用。本文借鉴斯宾格勒的＂城市心灵＂概念及相关的现代性研究成果,对《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与伦敦人进行了重新解读,发掘这部现代主义杰作对于当下的意义,指出它揭示了繁华喧嚣的都市与冷漠孤寂的都市人这一对充满现代性悖论的存在。

斯宾格勒“城市终结论”的哲学反思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启了西方'城市终结论'的理论先河。这一命题导源于其文化悲观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斯宾格勒'城市终结论'的文化初衷在于批判欧洲现代理性主义危机。该书立足宇宙与自然的文化形构,为城市绘制了一幅脱胎于广袤乡村,随后走向无机、跨向终局的壮丽画卷,在这一贯穿着历史宿命论的'全球城市史'的尾声,文化末人的登场最终导致了文明不育与文化解体,城市大众沦为伟大历史的废弃物。虽然斯宾格勒认为智性无限扩张的反自然性注定了城市的必然终结,但他并不因此陷入绝对悲观主义,而是以搁置文化衰变、导引文化重建的生命豪情,让文化悲观主义进射出'英雄主义的宿命论'的夺目光辉。

斯宾格勒文化形态视角下的城市思想研究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19世末20世纪初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其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切入,对我们的世界进行了观相,其城市思想是其文化文明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城市的心灵"、"城市的历史"以及"世界城市"三部分。其中城市的心灵是斯宾格勒城市思想的核心,城市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心灵的演变过程,而世界城市是文明的终点。斯宾格勒的文化和文明形态学说,包含生成和既成两个维度,所以其城市思想也包含生成和既成两个维度,处于生成阶段的文化城市充满节奏的律动,而处于文明阶段的世界城市则面临着僵化、停滞的考验。

魏新、陈忠的济南往事

2018年1月,魏新、陈忠合著的《济南往事》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称为＂一份关于济南的城市变迁回忆录,市井文化白描图＂,是二人对渐行渐远的童年、少年、青年的回望和献供,为我们打开济南的文化脉络提供了两个视角。那些逝去的历史,在二人的讲述中不断挑动我们的心灵共鸣。老济南人与新济南人的年代对接1960年,一个小男孩出生于济南南券门巷,7岁时搬到南凤凰街。随着童年记忆不断延伸,老城陪伴他一起成长。陈忠,用文字打开记忆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