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村级工业园改造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本文从城市政体理论“政府—社区—市场”三元分析框架着手,研究广州市天河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本质。发现在“村改创”过程中,由于村社在参与力、决策力、谈判力上均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政府与市场力形成增长联盟,主导着项目的发展方向。建议珠三角地区根据不同情况积极培育、修正、弥补村社力,才能从根本上帮助村集体物业转型和城市更新健康发展,最终推进物与人相协调的城镇化进程。

大城市化时代城市政体理论的应用与反思

城市政体理论认为城市是由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三大主体形成的政体联盟来影响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化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引发了一系列城市治理问题。中国为适应大城市化的需要,在城市政体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和总结了中国经验。城市要稳步而健康发展,必须切实发挥政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彰显经济组织市场资源优势,重视人民群众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发挥信息化手段支撑保障作用。

城市政体模型及其对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启示

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城市发展和建设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经济性的问题而是与城市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息息相关。特别是对于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中国城市来说 ,政策选择参与者的价值取向、政策决策和协商机制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对此 ,西方规划学界主要是通过城市政体模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发展的。文章从源于美国的城市政体模型入手 ,简述其主要的理论特征 。

城市政体论:理论阐释、评价与启示

城市政体理论是城市政治学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研究范式,它研究的是城市空间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的公私合作关系网络和治理联盟,即城市政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不同的政体旨在实现不同的目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城市政体理论的兴起标志着美国城市政治学发展所经历的一个特定理论阶段和特殊理论范式,但由于其自身的解释局限,最终将逐渐被城市治理理论所替代。不过,城市政体理论对于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政治研究和地方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旧城改造的进化序列与相关探讨——基于城市政体动态演进的视角

城市政体理论认为影响城市发展的资源性要素分别由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掌控,三大主体共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然而主体话语权的差异使得其对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从城市政体动态视角,对旧城改造中三大主体在改造效益侧重上的特征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其博弈关系在效益偏向上显示出较大波动并逐渐趋向均衡的时空特征。文章最后就主体角色作用进行了概要探讨。

浅析城市政体理论的发展与运用

城市的发展早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经济层面上的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人群的日趋多元化,更多的城市问题被理解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城市研究者把眼光转向城市内部,通过观察城市政府的政治行为,探索社会经济活动中政治结构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城市政体理论(UrbanRegimeTheory)即为探索该问题的理论流派。本文意在介绍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理论根源和发展历程,以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和运用。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工业园区文化导向的更新研究——以上海红坊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中心城区的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经历两次改造的红坊为例,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参与主体在土地更新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并结合城市政体理论,深入探讨推动地块改造背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旨在对国内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研究以及城市政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研究进行补充。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滕州市为例

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许多小城市如火如荼地建设高铁新城,其中不少被冠以“空城”“鬼城”之名。文章以滕州市为例,借助城市政体理论深入分析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现状及其背后机制。发现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的外部环境普遍较差,其内部在政府主导下小城市高铁新城的建设完善了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但市场力量的缺失使得高铁新城发展缓慢,无法有效推动小城市经济发展。此外由于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的稀缺,市民生活不便,对小城市高铁新城建设的满意度普遍不高,高铁新城发展缺乏持续的社会动力。最后提出建立地方政府和铁道主管部门的协商机制和小城市高铁新城建设创新模式来加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合作,提高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城市菜市场空间治理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菜市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空间类型。由于城市菜市场自身复杂多样的身份属性:商业性、公益性、经济性及政治性,其空间本身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多重利益主体的博弈与联盟。空间是公共形态和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研究菜市场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探索博弈结果与建筑空间治理上的联系,相较于单纯地对建筑空间进行研究更具意义与挑战。城市政体理论探讨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本文以该理论为出发点,依照三元主体间不同的作用关系及治理模式,将上海城市菜市场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三元治理模式的权力分配及所带来的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总结其治理模式的演变规律。进一步反思在新时期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治理参与者关系权力的重构、干预控制的平衡等方式优化上海城市菜市场空间治理模式,推动菜市场空间的发展。

城市政体视角下珠江新城空间增长分析

城市政体论在引入中国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研究,然而传统城市政体论在解释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一定困难。本文从城市政体视角下观察珠江新城的空间增长变化。

城市政体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更新治理研究——以西安明城区回坊为例

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我国城市中的内城社区更新治理问题,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随着空间权力观念的转变和市民社会的崛起,过往只注重自上而下的社区更新的治理方式逐渐受到质疑。文章借助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框架,以西安明城区内的回坊为例,揭示出内城社区更新治理的问题表征,并分别从参与更新治理的政府、市场、社会3类政体角度提出了优化策略。通过理清各类政体参与社区更新治理的机制,更好地指导日后的更新实践工作,实现社区善治的目标。

城市政体视角下的重大事件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进入新时代,城市竞争日益激烈,我国许多城市将重大事件植入自身发展进程中,以期实现城市环境的总体提升,这切实考验着主办城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本文通过对我国典型重大事件的回顾,以及对武汉军运会环境综合治理的深入研究,发现重大事件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城市政体发生了从管制型向合作型的变迁,政府与社会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是环境治理获得成功的关键。

城市政体论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社区承载着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秩序维护等职能。其作为多权力互动的空间场域,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文章根据城市政体论“政府-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分析其优劣。根据斯通“主体多元合作及相互赋权”的治理目标,提出“一核多元”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以供参考。

大事件背景下的城市政体变迁——南京市河西新城的实证研究

大事件营销是中西方城市均十分偏好的一种企业家城市策略,也因此成为研究城市政体形成、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视角。对南京市河西新城的城市政体实证研究后认为,在南京河西新城中出现的治理体系,是一种以大事件推动和维系的、以公共部门为主导的、促进增长的城市政体。通过考察河西新城政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众等多方参与者在政体中的作用和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河西新城政体经历了从增长联盟到发展型城市政体的变迁。研究发现河西新城政体有以下特点:1大事件起到了推动政体形成和维系政体稳定的作用;2公共部门处于政体的主导地位,其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正式治理机构可以成为政体的核心,公共部门之间存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3公众的力量可以介入城市政体的运作并引致政体变迁。研究用中国的实证丰富和发展了城市政体理论,同时也对建立公平高效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提出了建议。

西方城市政体理论:研究论域、演进逻辑与启示

城市政体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城市多元主义思潮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城市研究理论。文章采用比较分析和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城市政体理论的研究论域和演进逻辑进行了梳理。自1989年城市政体理论正式提出以来,该理论的发展不断趋于成熟,已成为解释城市现象的重要理论。研究表明,西方城市政体理论对于正处于城市化迅速推进和深化转型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城市的利益与发展目标、更深刻地理解城市中的公私合作逻辑。但在借鉴城市政体理论时,应注重背景性知识,避免理论的盲目套用。

发展型城市政体主导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的理论视角,以西安大唐不夜城城市游憩商业区为例,采用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三元论可以用来解析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的表征是政—商增长联盟主导构建符号化空间的过程。表征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发展型城市政体三方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一是公众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来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二是政—商增长联盟对公众空间想象的积极回应,促使符号化空间的进一步情景化,以及空间的重塑。其中,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城市政体议价的新路径。空间的实践表现在地域生产关系的转变和城市游憩商业区影响力的尺度跃迁。空间生产的上述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还发现,在城市游憩商业区这种空间类型中,发展型城市政体导致公众对符号化空间规训的反应以悦纳为主,而非抵抗。

城市政体理论、城市治理理论和比较城市政治

在过去的20年里,城市政体理论使美国城市政治的研究议程成型。本文认为,城市政体理论利用的是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或策略,这在工业时代的美国是典型的。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机构层次结构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也忽视了城市政治中出现的诸多新类型行为主体以及问题。城市治理理论赋予机构更为宽泛的概念,使得该理论在时空中的运用产生了比城市政体理论更好的效果。本文首先讨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欧洲城市政治研究的总体概况,即在此期间城市政体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其次,本文介绍了城市政体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并对这些基本特征进行了详细比较。再次,通过评估城市政体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的概念化程度,本文分析了二者作为比较城市政治研究的理论框架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本文认为尽管城市政体理论提供了城市政治分析的强大框架,但作为解释后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政治的分析工具,其效用是有限的。

西方城市政体理论的源起、挑战及其演变

城市政体理论是西方城市政治学的主流理论。系统梳理城市政体理论的渊源、挑战及其演变轨迹,对未来研究前景进行展望,并分析其对于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市场化改革已经孕育出政商结盟的地方发展型政体。城市政体理论为理解城市政治运行逻辑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随着大都市进入后工业社会,政体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传统城市治理结构面临着转型压力,中国城市政治学应更多关注政体变迁。政体变迁的机制、方向与进程,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大都市协同治理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研究的重点领域。

城市政体理论视阈下澳洲华人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

澳洲华人具有强大的族裔力量,随着政治素养的不断提高,华人社区参与公共事务,并对其施加影响的条件已然成熟。“城市政体”路径是华人社区影响公共政策的可行路径,通过政体路径,华人社区与城市公共部门结成治理联盟,深度参与城市的社区治理、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参与社区治理有利于消除种族隔阂、深化华人与所在社区的社会关系,形成华人族裔的社会资本;参与经济治理可以发挥华人经济实力,提升族裔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参与政治治理可以提升华人参政议政水平,拓展族裔政治资本的影响范围。随着政体结构的发展完善,澳洲华人逐渐改变边缘地位,并可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从而奠定华人社区在澳洲公共政策制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重建“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更新--联滘地区“三旧”改造中协商型发展联盟的构建

从城市政体理论"政府-社区-市场"三元视角跟踪研究佛山市南海区联滘地区更新过程,发现地方政府是"三旧"改造的主要推动力,必须通过政策供给和财政保障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通过重建信任才能取得地区的统筹开发权;作为村社共同体的村集体,因为拥有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谈判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而基础设施的改善与规划供给则提升了土地区位价值,诱导开发资本进入,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协商型发展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