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自然:城市政治生态学批判

尽管城市政治生态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社会生态转型和社会生态运动的学理性阐释方面取得了诸多理论成就,但现阶段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未能呈现出真正的批判性和进步性特征。学者们忽视了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关系得以复制和深化的资本主义政治生态学,对其进行批判能够揭示出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系统性的不平等和城市化过程,并有助于构建进步性的城市未来。新自由主义作为应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方案,已经在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中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矛盾。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将生态问题置于激进的政治化领域中,恢复被资本积累所吞噬的人道主义精神。

基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的规划制度重塑与展望——从“多规演义”到“大部制”国土空间规划

自然生态空间的生产并非独立于社会的外在,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的交织,反映了资本、权力和地方社会的角力关系。本文尝试从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探讨自然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的张力,分析自然资源部接手规划权后将直接面对自然生态保护与由资本及权力支配下的空间开发利用的挑战,进而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核心在于促进空间规划立法和规划制度化建设,以法律赋权激活规划政治,以抑制“流动的权力”、全球尺度重组以及“大部制”接手规划所引发“去地方化”“去政治化”的空间治理危机与国土开发风险。

超越城市主义方法论的城市政治生态学

近年来,新列斐伏尔派的城市学者们提出了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在所有空间尺度上发生的过程。文章分析了近年来对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的评论,这些评论指责该领域的多数成果都专注于研究传统的紧密联系的城市,而不是把城市化作为过程来考察。作为回应,文章回顾了相关文献的方方面面,发现其已经(一直)超越了“城市”概念本身,以考虑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不同尺度上将城市与边界外的地方连接起来的各种代谢和循环过程。此外,文章还指出了这些研究路径如何能卓有成效地与星球城市化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城市化性质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场域倍数”的方法论对日常实践和生活经验的关注在哪些方面有助于研究不同的城市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中超出城市本身的联系。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空间转型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基于深圳城-水关系动态演变的分析

城市空间是探讨城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效应的重要载体,但生态空间作为传统城市—自然二分对立认识论下被人类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却较少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体。论文以深圳为例,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展现了过去40余年深圳城—水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变迁。研究认为,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多元复杂的本体特征,它与城市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在深圳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国家、资本、自然展现出差异化的动态关系,塑造了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支撑城市可持续运作的生态保障、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新动力。深圳城—水关系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以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出现了同质化和退化,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未必在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中出现“空心化”;相反,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修复甚至扭转了单一市场逻辑下的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新型的国家—资本—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呈现了人类寻找公平、正义、可持续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而且为城市—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城市政治生态学:对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在资本主义驱动下的西方社会城市化进程既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激发的原因、场合和手段,也是研究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20世纪90年代末,一门当代政治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英美社会问世。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西方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以"社会自然"等为核心概念探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转化和创造过程,反思和批评由这些过程所导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把城市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置于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来思考和推进。这一理论不仅为认知社会与自然关系提供新视角,也为分析和解决自然资源分配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进展与理论探讨

政治生态学是西方人文政治地理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辩证关系的核心领域。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的衍生分支同样经历了二十年快速的发展,这一领域尚未获得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系统关注。本文对西方文献中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发展、研究议题以及近期前沿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拓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探讨。政治生态学分析方法批判和克服了技术专家治国论、新马尔萨斯主义、增长的极限等非政治视角的环境生态解释。理论溯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继承了政治生态学的政治视角,但同时对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两个领域中的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批判,以社会-生态混合体为理论出发点,打破并超越了城市-自然的对立和二元划分,通过研究自然的生产、循环与新陈代谢,将城市概念化为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混合体,并揭露了城市环境的生产和社会-生态演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突出强调了社会-生态混合体演化变迁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过程、权力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不平等的城市环境的核心作用。近5年来,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启发下扩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拓展了理论溯源,丰富了对城市环境和生态的解释,并产生了一系列围绕方法论上的城市主义、星球城市化、多地点方法论等的前沿学术批判与争论。

作为生态学家的恩格斯

文章结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两个文本,探讨恩格斯的城市生态思想,认为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具有独特之处。恩格斯着眼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出对工人不利的城市环境,主张通过革命性的变革,创造更合理的生活条件以及与自然建立可持续的联系。

基于后人类思想的国际城市研究: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赛博格城市、混合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集合城市主义为代表的后人类城市研究思想成为揭示当代城市中人类与非人类复杂交织关系的前沿性理论视角。本文在深入探讨上述概念的理论渊源、主要思想观点及其应用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后人类城市思想在我国城市研究中的可能方法论意义,即城市分析不能将人类与非人类绝对割裂地看待,而需要将城市中的主体或客体重新定义为人类与非人类的"混杂体",整合以往分散在自然、工程、社科与人文等不同领域中的观察与分析,拓展人们对城市过程的认知,开创更多的城市研究可能性。

城市新陈代谢视角下的城市公共健康风险

城市公共健康风险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国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健康城市建设和城市风险治理,然而这些研究受到城市/自然二元论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政治生态学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迅速崛起,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城市新陈代谢理论,在空间和联系两个层面将社会与自然,人类行为体与非人类行为体联系起来,实现了对二元论的超越。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空间和联系层面对城市公共健康风险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在空间层面上,存在空间流转和重叠的公共健康风险和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公共健康风险;就联系层面而言,存在"新陈代谢断裂"的公共健康风险和公众认知的公共健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