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之痛为内核的城市书写——关于薛忆沩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

以《出租车司机》为书名的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在过去了十年时间之后,不仅仍然能够让人读下去,而且还能够以其卓然不群的思想艺术品质引发阅读者很多方面的联想与深思,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它经典潜质的具备。本文通过对其中若干代表性篇什的深度细读分析,在发现这一系列小说全都围绕着现代人内在的精神痛苦进一步展开的同时,指认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短篇小说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精神之痛为内核的城市书写。

《分家》中的城市书写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一生致力于中美友好合作与文化交流。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不仅是小说事件发生的场所,也是读者在阅读故事时感知和体验文化的重要审美对象。本文结合人类学及叙事学理论,从城市书写的视角分析了赛珍珠作品《分家》中上海与纽约两个主要城市的书写方式与意象呈现。上海与纽约分别是中国与美国的港口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往来与交流。赛珍珠从主人公王源的视角客观呈现出当时上海与纽约的发展状况,她对这两座城市的描述各有侧重,突出了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变动时代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论班宇《冬泳》的城市书写

“新东北作家群”是近年来文坛对一批东北籍青年作家的指称,该指称特别注意他们在创作上表现出的某些共同倾向。班宇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较为鲜明地展示了该群体创作的共性特征,尤其是“城市即故乡”的经验表达。他以改革开放“同龄人”的眼光,关注在不断循环解构、建构的城市时空转换中,“新工人”阶层及其下一代的空间位移与生存命运,揭橥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将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生活描绘成一种“亦城亦乡”的情感景观,表现了时代变动中工人身份失落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

景象与心象——论老舍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与恋地情结

20世纪30年代,老舍先后两次来到济南,在济南工作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老舍将个人在济南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融入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中,使作品中的济南城市景观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老舍对济南的书写,与其说是单纯地写景状物,不如说是作者心象的反映与投射。通过文本分析和史料挖掘,分析老舍对济南认同与欣赏、排斥与恐惧、热爱与眷恋等多种恋地情结,从而深刻理解老舍将济南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意义,同时展现济南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景观的历史变迁。

民国留法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城市书写——以徐仲年文艺作品为例

徐仲年作为中法文教交流合作下培养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经验,又受到法国文化启蒙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汇通中西的学思观。他是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留法学生,在完成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实践社会责任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原创作品。不同于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社会改革人才,徐仲年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其作品具备明显的写实主义、自叙传风格以及“双城”书写特点,其文本内容和交往行为体现出他追求社会启蒙和文艺自由的理念,以及他因对异国文化、道德、文艺的高敏感性而始终承受的情感和精神焦虑。徐仲年在法国完成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这期间他利用文艺创作和沙龙活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法兰西文明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培养了他崇尚实干的精神。归国后他继续通过城市书写寄托情感,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传播文艺和科技领域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批评现代城市文化的荒凉,反对新文艺的功利化。一·二八事变后,徐仲年以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参与抗战文艺动员,以批判性视角记录了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细节。抗战胜利后他投身于上海文化界重建中。徐仲年的城市书写体现出其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法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为观察民国留法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范例。

作为“记忆之所”的哈尔滨——以迟子建笔下的城市书写为中心

在时代新潮的冲击下,城市文学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迟子建作为当代颇有影响力的城市书写者,致力于通过日常审美实践发掘哈尔滨空间表象下的城市精神脉搏,以此观照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借由地缘性社会文化的视野,迟子建构筑了一系列各具特质的哈尔滨城市地标,并将凝聚着个体生存体验和群体普遍认同的集体记忆嵌入其中,使之成为哈尔滨想象的原点,由此勘探宏观空间场域内部的微观肌理。作为“记忆的场所”的哈尔滨,与充满现代感的都市消费景观拉开距离,以更通达、灵性的城市精神承载着时代大变局中的文化记忆,进而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口。

论卡尔维诺小说《马可瓦尔多》中的城市书写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意大利20世纪著名作家。他的小说《马可瓦尔多》延续了欧洲小说中城市书写的传统,将城市化进程下都市图景与民生百态进行现实主义的呈现。此外,卡尔维诺还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以充满温情的笔触对城市生活进行重构,探寻城市可以让人幸福生活的可能。

拉各斯的诱惑——艾克文西《城市中的人们》和《贾古娃·娜娜》的城市书写

赛普瑞安·艾克文西的长篇代表作《城市中的人们》和《贾古娃·娜娜》把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描写成既是自由、平等和充满机遇的理想之地,又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堕落之地,生动体现了作家对拉各斯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两部小说的城市书写虽延续了欧洲城市小说中城乡对立的主题,但对乡村和宗教的救赎力量持保留态度。在作家眼中,城市里的人们追逐物欲和肉欲满足,在堕落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即使传统的乡村生活和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救赎力量。艾氏对城市的矛盾情感反映了他对独立后尼日利亚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男性至上的性别歧视意识。

《香港的情与爱》与王安忆1990年代的城市书写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中的“城”(香港地区)被处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上演故事的舞台”,而城里的“人”(老魏和逢佳)一个想寻求“家”,一个要寻求“靠”,在遇、缘、情、恋、憾等“催化剂”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情感变换,渐渐生发出受权利与义务观念不自觉约束的“情义”。王安忆关于“香港地区”的想象方式和叙说策略可归纳为邂逅的“奇”、情爱中的“义”和过客的“怜”,这不单是超越庸俗的情欲故事而探索一种建立在“利害”基础上的情爱故事与情感关系,更关涉作者1990年代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迁、时代演进、精神困惑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

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城市书写

在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中,阿瑟·米勒洞察了社会变化中的人性因素。作品通过《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这个小人物的人生将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展现出来,并把以其为代表的城市人群的生存困境进行剖析。米勒把城市所代表的躁动和欲望与自然的浪漫进行对比,为现代人的生存理念提出了解决方法。

散文中的城市书写与叙事视角下的空间塑造——以济南芙蓉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人民城市”理念指出要切实提高人民在城市建设中的幸福感知,同时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住历史与乡愁,坚定文化自信。文学对城市的文化记忆与审美想象可以转化为空间设计需要的叙事语素。叙事空间建构通过物质要素将抽象的人文叙事要素还原到时空体中,以便人们直观、系统地感知事件在时空中的面貌。通过对历史文化街区空间的叙事设计传达街区所蕴含的人文及情感记忆,形成街区独有的文化场域,从而建构既有外在艺术表现力又有内在情感吸引力的街区空间。该文以济南芙蓉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探讨叙事进行空间微改造的可能途径。

历史、城市和共同体书写——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研究

相较于上世纪美国种族冲突的密集性和激进性,以及族裔文学屡屡传达的愤怒和抵抗主题,21世纪前后的美国少数族裔平添了诸多理性和冷静,以至于有些文化学者断言美国因奥巴马当选总统而进入“后种族时代”。事实上,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逐渐淡化了种族意识,并非美国主流社会疏于规训和歧视少数族裔,而是少数民族本身更倾向于探索人性和伦理等因素。它强调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面临的种族政治远未结束,而是更多地分布在日常生活、人性交锋和微观权力中。族裔作家通过重构传统历史叙事、探索当代城市众生相、呼唤流动性共同体等途径,构想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弥合主流人群和少数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富豪与穷人之间的藩篱。

迟子建《烟火漫卷》中城市书写的历史与现实

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以温情的笔法隽写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现实与历史。在人物关系的勾连叙述中,城市建筑的布局描绘里,将城市的历史过往立体式地呈现出来,使得历史文化丰富的哈尔滨浮现书卷;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以复杂人性予以透视,展现出哈尔滨现实中的城与人。在这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续写中,流露着迟子建的温情姿态,传递着她对城乡文明的审视,真实、丰富地呈现出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样貌与现代姿态。

刘心武小说城市书写探析

将刘心武的城市书写放置在新时期文学的大背景中,以多种视角探析刘心武小说城市书写的特色。首先,相比于京味小说对北京城市乡土性的迷恋,刘心武关注北京由乡土性向现代性的转型;其次,由于对北京强烈的地域认同和问题意识,刘心武的城市书写呈现出“我城”的建构;最后,刘心武书写城市中启蒙的嬗变,理性地呈现出社会文化转型对不同人的影响。总之,刘心武连接了北京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立体地展现出北京的城市发展图景。

《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城市书写——基于秦淮河的研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围绕秦淮河展开了南京城市风俗、文化风貌、士人活动等一系列的城市书写,并以秦淮河为意象寄寓了自己的复杂情感。本文的主题围绕秦淮河展开,从城市空间、城市风物、文化风貌与城市气质三个角度探讨《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城市书写,试图还原小说文本中真实的金陵面貌。

审丑:20世纪90年代小说城市书写的美学形态

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表征,20世纪90年代小说在揭示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文明病的同时,也呈现出审丑倾向。这种侧重审丑的美学追求与市场经济的施行、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新旧并置与杂糅分不开,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学中的审丑经验以及传统文化中的负价值因素的影响。理性探讨审丑美学倾向的价值与缺失,可为准确界定20世纪90年代城市书写的文学史地位提供某种思路。

城市书写的两重面向——以刘岸小说《子归城》为例

《子归城》是刘岸四卷本小说的总称,分为《古城驿》《根居地》《天狼星下》《石刻千秋》四部,叙事容量十分庞大,而叙事容量的承载自然离不开刘岸对文本内部时空的宏大建构。在地理上,从虚拟的边地城市子归到现实的沿海城市厦门,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空间上的距离感是遥远且明显的;从时间上看,有关子归城兴衰故事的完整讲述跨越百年之久。

论东北城市空间与身份认同的文化书写——以《张医生和王医生》为例

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沈阳等东北城市的转型。不同于学界其他作者聚焦产业工人厚描东北的传统叙事视角,《张医生和王医生》从两位医生沉浮人生的微观视角切入,力图描绘出沈阳城市空间和文化景观变迁的宏大图景。两位医生在沈阳新旧文化语境的撕扯中遭遇了身份困境,但同时也努力地寻求新的文化认同、建构新的文化身份。个人将空间嵌入其社会化进程中,借此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以期实现自我目标,完成社会认同到心理认同的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空间语境的文化身份认同。

“城市的局外人”——论迟子建《烟火漫卷》的城市书写

长篇小说《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对她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哈尔滨的全景式书写,更是城市在其创作中首次“以强悍的主题风貌”“独立呈现”[1]。学者往往据此将《烟火漫卷》视作城市文学的经典文本,认为其对迟子建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了她在城市书写上的突破。但是,虽然《烟火漫卷》中充满了对城市历史与城市景观的记录以及对人文风俗与市井生活的描绘,但外物的丰盈却无法弥合都市意识精神内核上的缺憾,迟子建依然以外来者的眼光观察着陌生的城市,题目里的“烟火”气在文中却难觅踪影,未能塑造出风格独特的城市空间与城市人物。

《烟火漫卷》小人物史观论——迟子建哈尔滨温情城市书写

迟子建2020年新作《烟火漫卷》在对哈尔滨的城市书写中,体现出其具有特色的“小人物史观”,用历史性眼光关注这片朴实土地与平凡人的紧密联系。尽管迟子建饱受人们对其风格缺乏变化的质疑,但作为东北代表性地域作家,迟子建写作中的朦胧意象和“张力美学”,仍扎实描绘出了不同底色的人物性格,将漂泊的困境变成一种拓宽自我边界的升华结局,为读者提供最真实感人的情感体验。迟子建用温情元素、“万物有灵”观念与童真的反成人眼光,对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双重变化给予反思批判,在这个冷酷的“人情社会”中,难能可贵地带给读者恬静安宁的珍贵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