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之痛为内核的城市书写——关于薛忆沩短篇小说集《出租车司机》

以《出租车司机》为书名的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在过去了十年时间之后,不仅仍然能够让人读下去,而且还能够以其卓然不群的思想艺术品质引发阅读者很多方面的联想与深思,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它经典潜质的具备。本文通过对其中若干代表性篇什的深度细读分析,在发现这一系列小说全都围绕着现代人内在的精神痛苦进一步展开的同时,指认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短篇小说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精神之痛为内核的城市书写。

边界·阈限·融合:詹姆斯·凯尔曼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苏格兰当代作家詹姆斯·凯尔曼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揭示出地域政治、社会结构、民族身份对个人和民族的影响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空间理论为批评导向,研究凯尔曼对格拉斯哥城市空间的绘制、投射和再现,以及空间意象引发的存在体验和民族认同,不仅能够阐释城市工人阶级的阈限状态和边缘地位,也能揭示英国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苏格兰的民族困境和认同焦虑。同时,基于凯尔曼不同时期小说中城市空间书写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可以推导出凯尔曼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视野推进的创作脉络特征,进而梳理凯尔曼对后工业时代苏格兰社会危机和民族出路的思考历程。

《分家》中的城市书写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一生致力于中美友好合作与文化交流。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不仅是小说事件发生的场所,也是读者在阅读故事时感知和体验文化的重要审美对象。本文结合人类学及叙事学理论,从城市书写的视角分析了赛珍珠作品《分家》中上海与纽约两个主要城市的书写方式与意象呈现。上海与纽约分别是中国与美国的港口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往来与交流。赛珍珠从主人公王源的视角客观呈现出当时上海与纽约的发展状况,她对这两座城市的描述各有侧重,突出了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城市书写的生态批评维度——以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为例

追溯生态批评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现代人类最重要的居所——城市——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书写始终未获得足够的关注。究其原因,不仅源自西方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而且由于城市对人造图景和人造地理的关注有悖于生态批评的初衷。但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其实是人为长期建构的结果,而且自然在城市中普遍存在,这就为拓展城市书写的生态批评维度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美国文学不同时期的城市书写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书写的生态批评展开路径:挖掘浪漫主义时期的城市想象,聚焦现代城市与原始自然的对抗与共生,关注后现代城市中的逃离与重新栖居等。对城市书写的生态批评维度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促使人们重新发现城市的生态之美,回到城市本身来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有助于突破近年来一直专注于“无人荒野”的生态批评的发展瓶颈,拓展生态批评的发展空间。

另一种“老灵魂”:新世纪东北城市书写中的怀旧空间与历史记忆

新世纪以来,迟子建、金仁顺、双雪涛、班宇、郑执、杨知寒等作家在东北城市书写中不断注入鲜活可感的元素,那些“老灵魂”——历史建筑、前尘往事、怀旧空间、老物件儿,既存在于昔日的东北,亦存在于现代性的环境中。因之,有必要借助“老灵魂”的力量来考量东北城市书写的过去与当下,挖掘其对历史的回应和与时代的对话,以期展望未来的文学。

变动时代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论班宇《冬泳》的城市书写

“新东北作家群”是近年来文坛对一批东北籍青年作家的指称,该指称特别注意他们在创作上表现出的某些共同倾向。班宇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较为鲜明地展示了该群体创作的共性特征,尤其是“城市即故乡”的经验表达。他以改革开放“同龄人”的眼光,关注在不断循环解构、建构的城市时空转换中,“新工人”阶层及其下一代的空间位移与生存命运,揭橥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将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生活描绘成一种“亦城亦乡”的情感景观,表现了时代变动中工人身份失落的创痛与“工人之子”的歌哭。

景象与心象——论老舍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与恋地情结

20世纪30年代,老舍先后两次来到济南,在济南工作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老舍将个人在济南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融入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中,使作品中的济南城市景观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老舍对济南的书写,与其说是单纯地写景状物,不如说是作者心象的反映与投射。通过文本分析和史料挖掘,分析老舍对济南认同与欣赏、排斥与恐惧、热爱与眷恋等多种恋地情结,从而深刻理解老舍将济南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意义,同时展现济南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景观的历史变迁。

民国留法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城市书写——以徐仲年文艺作品为例

徐仲年作为中法文教交流合作下培养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经验,又受到法国文化启蒙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汇通中西的学思观。他是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留法学生,在完成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实践社会责任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原创作品。不同于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社会改革人才,徐仲年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其作品具备明显的写实主义、自叙传风格以及“双城”书写特点,其文本内容和交往行为体现出他追求社会启蒙和文艺自由的理念,以及他因对异国文化、道德、文艺的高敏感性而始终承受的情感和精神焦虑。徐仲年在法国完成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这期间他利用文艺创作和沙龙活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法兰西文明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培养了他崇尚实干的精神。归国后他继续通过城市书写寄托情感,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传播文艺和科技领域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批评现代城市文化的荒凉,反对新文艺的功利化。一·二八事变后,徐仲年以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参与抗战文艺动员,以批判性视角记录了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细节。抗战胜利后他投身于上海文化界重建中。徐仲年的城市书写体现出其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法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为观察民国留法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范例。

作为“记忆之所”的哈尔滨——以迟子建笔下的城市书写为中心

在时代新潮的冲击下,城市文学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迟子建作为当代颇有影响力的城市书写者,致力于通过日常审美实践发掘哈尔滨空间表象下的城市精神脉搏,以此观照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借由地缘性社会文化的视野,迟子建构筑了一系列各具特质的哈尔滨城市地标,并将凝聚着个体生存体验和群体普遍认同的集体记忆嵌入其中,使之成为哈尔滨想象的原点,由此勘探宏观空间场域内部的微观肌理。作为“记忆的场所”的哈尔滨,与充满现代感的都市消费景观拉开距离,以更通达、灵性的城市精神承载着时代大变局中的文化记忆,进而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口。

论卡尔维诺小说《马可瓦尔多》中的城市书写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意大利20世纪著名作家。他的小说《马可瓦尔多》延续了欧洲小说中城市书写的传统,将城市化进程下都市图景与民生百态进行现实主义的呈现。此外,卡尔维诺还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以充满温情的笔触对城市生活进行重构,探寻城市可以让人幸福生活的可能。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以上海、广州为中心

鸦片战争的失利,迫使清政府开口通商,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批由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随之兴起。这些城市所形成的新结构和新功能,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旧模式。作为与城市关联密切的一种文学样式,近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亦随之呈现出相应的变革。城市书写的空间不断拓展,由对城市地标建筑的笼统书写发展到进入城市肌理的各种生活细节。小说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蜕变,而在叙事形式上则呈现出从注重时间维度到以空间为中心的转换。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这些变革,成为都市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小说史意义。

现代电影的城市书写——从伍迪·艾伦电影看城市影像符号

电影取材于生活,而作为现代生活主要方式的城市生活则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电影所表现的生活总会涉及城市的部分,其中包括城市历史、城市风俗、城市文化等。电影中的城市形象,一是作为风景和单纯故事背景的影像;二是作为情感倾诉对象寄托的意象;三是作为现代生活寓言的象征。伍迪·艾伦作为电影表现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的典型代表性导演之一,他的四十多部电影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在他出生和成长的纽约拍摄的。纽约既是伍迪.艾伦电影的主要背景,也是伍迪·艾伦的电影标志。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城市形象是相同的,而导演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不仅展示出城市这个单纯的电影影像所显现出来的不同意象和象征意味,而且达到表现城市、剖析社会的目的。

城市书写视野下的乔伊斯小说解读

城市书写是空间批评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畴,文本中的城市被看做蕴涵丰富社会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乔伊斯的小说全部以都柏林为背景,在城市书写中,他将殖民记忆、历史文化等要素巧妙地植入城市景观的选择和构建中,成为揭示主题的手段。乔伊斯在城市书写中运用了人物的漫游式叙述,使城市景观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异化和挫败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一个精神瘫痪的现代社会。

寻找城市的精神——以成都为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书写的得与失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中心逐渐从乡村转向城市,然而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却并不成功。以成都为例,虽然书写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并不算少,但是真正触及这座城市精神的并不多。追究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普遍缺乏反映社会的广度,而且对城市的文化精神体系认识不够。笔者认为只有寻找到城市的文化精神所在,才能真正成功地书写城市,并对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城市书写与现代性批判:论艾略特的早期诗歌

毫无疑问,T.S.艾略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和诗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杰作《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以及诗歌理论方面,而他的早期诗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艾略特的早期诗歌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对城市的书写表达了诗人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忧思与焦虑。本文拟借用城市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资源,对诗人早期诗歌中的城市景象和城市居民生活及精神状态进行剖析,进而揭示艾略特对西方现代性进程的反思与批判。

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

对于乡村的书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如何表述城市,我们似乎没有准备好。我们看到的只是雷同化和类型化的城市,千篇一律的城市人。城市并没转化为作家的血肉,作家与城市,是疏离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城市的书写,带有模式化的弊端,很难看到有创意的个性化书写。这主要表现在伪小资化模式、欲望化模式、外来者与打工者模式、都市与乡村对照模式。近年来,一些作家的创作突破了对城市的这种固化认知,主要体现在:一、突出对城市的家园意识,展现城市的诗意与魅力;二、超越物质时代的表象,将都市重新意识形态化;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书写城市的"文化之维"。城市写作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文本,但仍存在着很大的缺憾,缺少哲学层面的透视,缺少俯瞰城市生活的精神高度。

论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

新世纪上海城市书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兴盛景象,展现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突现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性格,揭示出城市生活种种的矛盾与病态。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憾: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注重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叙事,缺乏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探索实验。在文学不断平面化、通俗化的语境中,仍然应该追求文学的深度与典雅,创作出更多内涵厚重、形式新颖的经典之作。

从《人群中的人》的城市书写解读爱伦·坡的荒诞意识

爱伦·坡"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思想虽然无法获得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认同,但其艺术创作的多维性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人群中的人》是爱伦·坡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品,凸显了爱伦·坡对转型期人类社会精神危机的关注,开启了近现代荒诞叙事之先河。小说以隐喻式的城市书写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虚无荒诞,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关系的异化,即异化的城市生活场景、虚无的个体身份认同与荒诞的个体生存意识。爱伦·坡对城市人群孤独、虚无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对叙述者与追逐对象追踪动机的探寻,是对社会转型期城市化给游荡者(包括坡本人)带来的空虚与孤寂的真实写照。

“恶之花”:欧美现代派城市诗学的审美转换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源于先锋派作家对资本主义机械化、城市化的焦虑———他们对"城市文明"既爱又恨、既排斥又深受吸引的矛盾情感。对于现代派作家来说,浪漫主义的乡村乐园已不可复得,那么只有接受城市化的现实,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通过"街头游荡者"的审美视角,运用"出位之思"和"艺格符换"等跨媒介、跨艺术的创作手法呈现最普通的,甚至是"丑"的日常生活图景,实现城市书写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在城市文明的"恶"中找寻美,把"地狱"变成"天堂"。这种审美转换肇始于法国现代派先驱夏尔·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和诗歌创作。

当代青年遭遇都市--青春文学与城市书写的一个现象考察

一、“宅女”和“吃货”的面具 这一天，“京漂”的“我”，行走在楼群的峡谷间和立交桥下，对着丛林一般的建筑群，对着“五十二层高的京广大厦和有三百米高、八十八层的望京大厦”，幻想着“用手指轻轻一弹，那些高楼大厦就会沿着马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去”（邱华栋《沙盘城市》，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