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智能化路径选择——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视角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方式越发智能化。以智能化平台建设为研究载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智能化平台运行中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成效和制约瓶颈,阐释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智能化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契合,同时提出将转变政府的"工具"理念、构建智能化的实践平台、推动智能化的制度安排三个核心维度作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智能化进一步调整的路径。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地方实践及其理论思考——以广东为中心的考察

民族工作社会化自20世纪90年代在江西提出来后,被全国民族工作部门广为采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任务繁重但是民族工作部门力量相对薄弱的广东,将民族工作社会化思路运用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形成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广东模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无缝隙政府理论”“整体政府理论”对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的启发意义,追溯了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在中国实践中的发展脉络。作者希望这一研究对我国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社区共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社工介入——基于上海P区的实践

社会工作介入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上海P区实践是全国先行试点,这一实践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开创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形塑了“社会工作+”模式,科学提供了社会服务,有效营造了“民族共融”社区环境。同时囿于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项目资金来源碎片化、实施缺乏延续性、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与自主性弱化、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社会工作者匮乏、社会工作者政策咨询与倡导功能缺位等困境。针对以上问题,统战、民宗部门需从行政驱动转向依法治理,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长效机制;多方联动,建立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聘任制度;转变“大政府”观念,促使购买模式由岗位制向项目制转变;厚植“治理”理念,健全社会工作者参与政策倡导与决策的工作机制。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历史维度——以清代广州理事同知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建城2000多年的广州为个案,考察清代理事同知职官设置之缘由及经过、任职人员之遴选及其民族成份、主要职能及其历史变迁以及治事衙署之迁移存废。从历史维度梳理清代广州地方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主要做法,总结其经验教训,评判其效果得失,将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从当代共时为主的平面研究拓展、丰富为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立体研究,因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总结清代广州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历史经验,汲取其教训,继承其智慧,对当下我国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有一定现实意义。

创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研究——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鉴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构成多样、分布地域广泛、敏感性强的特点,以及这一群体治理面临的制度、管理及群体自身的制约,铜陵市应依据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总要求,创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模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平衡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协调好民族问题与民间信仰关系,多管齐下、协同治理,大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城市民族关系。

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评估的实践反思

民族互嵌型社区目前没有相对独立的治理评估模式,如何使治理评估理念和评估内容契合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政策语境与功能定位,是治理评估能否对互嵌式社会结构和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通过对某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评估实践的调查发现:当前对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评估重共性轻个性、重控制轻引导,且从评估内容上并不利于互嵌式社区结构的建构。因此,对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评估的再设计应体现民族政策的导向,体现特定的民族团结、社区认同及社会互动导向,体现多民族治理主体的利益,体现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评估对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微观层面的价值引导与行为引导。

大数据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研究

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资源、新技术、新思维,在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时,能够实现精准性与系统性的结合、实时性与多变性的对接、应急性与预测性的统一。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部门应当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数据的决策价值、人才培养、共享规范、安全保障、核心理念等方面进行提升,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和科学的数据分析,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质量提升,推进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从“嵌入”到“融入”:空间视域中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

社区居民在居住空间、交往空间、心理空间三个维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深入剖析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工具。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居住空间的改变造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传统居住形态和现代居住观念之间的碰撞;居民的异质性使其交往空间呈现短暂性、工具性和浅表化的特征,客观上阻碍了良好社区氛围的形成;部分社区居民所形成的“外乡人”和“原住民”的心理认知影响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民族互嵌式社区应建立以社区规则为核心的公共秩序,推动有利于各民族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公共空间建设,完善以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从而构建和谐的社区生活共同体,为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各民族良性互动的构筑与赓续:基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模态分析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各民族社会实践相交互、社会资源相嵌入的新型动态结构。交互性和嵌入性是其核心的模态,分别指涉多民族社会实践互动中的知识规则和社会要素互动中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实质上是一个具有良性互动规律的有机体,而非静态的、单向的、分隔的结构系统。它不仅依靠经济和生活体系构筑了各民族的经济纽带和生活规范,支撑起团结互信的基石和共赢共享的目标;还通过组织和文化机制赓续了多民族的组织规范和意义纽带,强化了协商动员的保障机制和关联涵化的维系功能。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8个城市的社会调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初步探析了影响群体就业质量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从教育水平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代际、户籍、民族结构方面存在社会分化现象,这决定了群体内部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分布;从外出务工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外出流动趋于长期化、家庭化、定居化,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乡土社会资本获得工作;从就业状况来看,务工、经商的经济性动因是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非正式就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决定了群体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基于上述分析,政府需要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社会分化,制定差异性与针对性强的保障措施;在关注他们的结构适应问题的同时,还要重视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与改善社会资本的方式,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正式就业领域。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市民权益保障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需求,有效保障他们的市民权益,是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基于全国8个城市问卷调查的数据,以社会分化为研究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权、消费水平、随迁子女教育、社会和政治参与权、户籍和身份认同进行分析。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租住房屋为主,群体内部消费水平存在差异,随迁子女半数入读公办学校,社会与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有将近一半的人选择无限制落户当地城市。结论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由同质性群体转变为内部分化的群体,少数民族在城市居留意愿与落户意愿存在差异。因此,新型城镇化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推行“主动市民化”和“差异性”保障方式,建设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优先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国外城市少数族裔移民居住区隔相关问题的循证探讨

国际上对少数族裔移民居住区隔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主题的开放式状态,但大交叉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结论碎片化。因此,本文运用循证的理念方法,对国外城市少数族裔移民居住区隔影响因素及住房干预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国外城市少数族裔移民的居住区隔主要受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影响;完善住房干预措施需要理解区隔的双重效应、发挥接纳的积极作用、结合城市的环境特征。同时,本文基于循证分析,在抓住首要因素、包容差异文化、构建治理网络、增强统筹协调、完善保障措施和注重长期整合等6个方面为国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提供了启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

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8年四期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月收入、工作时间、单位性质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4个维度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指数,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就业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整体向好,收入水平、本地医疗保险参与率、劳动强度不断提高,中部地区的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户口、流动时长和地区因素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保持稳定。基于上述分析,政府应多举措提升人力资本,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提升中部地区就业质量,缩小民族间收入差距。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少数民族作为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质量是评价该群体在流入地生存发展质量的重要测量指标。利用2016年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系统描述该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务工经商需求而迁移的占比最高,以农业户口的青壮年为主,其中女性占比较高,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在初中及以下。其中就业身份以雇员形式居多,主要集中在私营和独资企业,但在专业技术行业可与汉族持平。近八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但社会保障普及仍有待提高。鉴于此,在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积极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关部门也应不断规范企业用工,完善现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此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

流动时代的流动世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选择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就业。针对这部分少数民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融入状况,本研究构建了一套由“经济融入、文化融入、生活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以该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略高于上一代,但少数民族整体融入度表现一般。文化因素对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因素所占比重不断增加。鉴于此,提升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能力,扩大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资本,做好流入地与流出地两头的对接工作,是推进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融入进程的应有之义。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基于广州市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站的调查与思考

在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背景下,大量外来少数民族涌入中东部发达城市,给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增加了新的挑战。在对广州市H街区民族事务治理创新项目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基层民族工作引入社会力量,并引导其开展精准服务,可以有效提升民族事务的治理能力。但由于少数民族的流动性强和社工机构自身的局限,影响了社会工作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为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效能,政府部门应多方联动,相关机构亦须改进管理方式,专业社工也要转变服务理念。如此,才能更好地开展城市少数民族事务治理。

新时代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与各民族交融发展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散杂居地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工作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前沿阵地。河南是回族人口大省,郑州管城回族区硝滩社区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多民族聚居区。本文以该社区为例,通过对其社区治理研究,梳理我国中部地区城市民族工作,助力我国散杂居地区多民族社区民族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