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时间旅行:听众与城市民谣相遇的过程解读

音乐可以带着听众去旅行,城市民谣让听众“走进”旅游目的地,走入音乐时空之旅,但其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需要深入解读。本研究基于旅游相遇理论,援引心理时间旅行的概念,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网易云音乐平台歌曲《成都》的乐评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构建了听众与城市民谣相遇的心理时间旅行的过程模型。具体而言:首先,城市民谣是开启心理时间旅行的“按钮”,当下是心理时间旅行的“锚点”,记忆和自我是心理时间旅行的“机器”,听众通过记忆和自我穿梭于主观时间中的过去和未来;其次,听众的身体作为“情绪交错场”,不断积累着的主体情绪成为心理时间旅行机器的“润滑剂”,使得听众在音乐时空之旅中循环流转,跨越时空走进旅游目的地。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旅游相遇理论和心理时间旅行的概念相结合,揭示听众与城市民谣相遇的音乐时空之旅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也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提供了实践启示。

新媒体时代城市民谣对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以兰州为例

城市民谣可以通过方言、城市特色景观、歌手自我的个性符号、内核故事引导受众对城市形象进行建构。目前,民谣的传播渠道也由单一的音乐平台转向了丰富的短视频平台。城市民谣与其他的宣传手段不同,主要在于其传播视角的多元化、传播单元的重复性等。城市民谣作为城市形象的传播手段会改变传统宣传片的官方话语形式,借助受众的二次创作能让受众形成对该城市形象的新共识。但同时城市民谣的方言特性和歌手的个人情感也会导致传播隔阂出现,城市民谣仍是小众文化,“出圈”之路漫长。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首先分析城市民谣在构建和传播城市形象中的作用,其次概述城市民谣助推城市形象建构的策略,再次提出城市民谣助推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以供参考。

社会区隔视角下的城市民谣听众的形成

城市民谣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中国城市民谣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城市民谣听众对这种音乐形式的偏好也是社会因素和独立人格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这一群体因社会区隔而形成,并形成进一步的社会区隔。通过对中国城市民谣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城市民谣歌曲的聆听归类、观看城市民谣现场演出和对城市民谣爱好者的深度访谈,考虑其产生和传播渠道,研究它的受众对象和消费群体,可以从中窥见更加内在的社会运行机制,展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

中国大陆城市民谣歌词的地方特色呈现手法探究

中国大陆城市民谣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征,歌词是重要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归纳,发现歌词的地方特色呈现的手法主要包括:歌词包含当地特色景物、歌词包含当地方言、歌词包含当地典型的生活方式。

试论城市民谣对城市形象建构的推动作用

城市民谣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在传播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塑造,进而影响着现代城市形象的建构。本文从社会认同和心理认同两个视角来分析城市民谣的传播,认为城市民谣在传播过程中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城市民谣中城市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策略研究———以骖鸾剑乐队为例

音乐学者洛琴曾说:“音乐中体现了文化,文化中包含了音乐”,不同的民族、国家、城市及社会中的不同文化、习俗、观念或信仰展现了不同的音乐艺术风格及内容,音乐传播能力之迅速,日益也成为城市传播的重要手段。 文章以广西本土民谣乐队———骖鸾剑乐队为切入点,分析骖鸾剑乐队的音乐对城市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问题。

现代城市民谣隐喻认知分析——以赵雷歌曲中的歌词为例

自2011年一首名叫《南方姑娘》的歌曲被广泛翻唱以来,赵雷就以民谣歌手的身份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近几年来他更是频频出入各类综艺节目及音乐盛典,随着其歌曲的传唱度较高,民谣也逐渐被大众所认识与喜爱,自此掀起了一番民谣热。本文就将从认知隐喻中概念隐喻的角度出发对赵雷歌曲中的歌词进行分析,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1)赵雷歌曲中的歌词都有哪些始源域出现?(2)歌曲是如何通过概念隐喻来传递作者的思想感情的?(3)为什么他的歌曲会受到大众的喜爱?本文对赵雷的歌曲进行分类,按照始源域将其划分为人体、动植物、旅行、具体事物、天气五类。接下来再根据具体类别来对其中歌词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探究。

中国城市民谣边缘话语分析

城市民谣因与当今社会主流话语呈现出一定的对比姿态,故而被定义为边缘话语。以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HA)为框架,从内容及社会背景等方面对城市民谣歌词文本进行边缘话语分析。分析发现,民谣作品中呈现出的时间、地点及人物等要素反映出民谣创作者所面临的物质及精神困境等问题,建议边缘群体要积极融入社会主流以实现个人的身份转变,最终实现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流动、怀旧与记忆:当代城市新民谣的空间体验与想象

在音乐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平台助推下的当代城市新民谣,随着大众文化崛起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以城市现代人生活的空间为焦点将城市符号化,在音乐中歌者以流动性的城市体验和怀旧化的审美,将空间中的个体记忆与特定地点、人物、故事关联起来,建构起现代主体流动性、怀旧化记忆和符号消费间的空间想象关系。在音乐吟唱消费中,完成基于情感投射的城市空间想象共同体。

符号、场景与日常生活——论民谣对城市形象的构形

作为一种空间现象,城市包含着故事、人群关系、物质领域等。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资源、人才也逐渐向城市聚集。打造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传递城市理念成为城市发展亟需解决之问题。与城市宣传口号、城市宣传片相比,以歌词、旋律为载体的城市民谣则是借助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来传播城市形象。本文在分析与成都、西安、兰州等城市相关的民谣的基础上,结合符号学与城市品牌营销的相关理论,来探讨民谣是如何完成对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的。

逃避自由下的自我建构——城市主题新民谣的符号消费研究

城市主题民谣是新民谣的一大类,这类新民谣是运用一定的符号编码机制对组合轴和聚合轴进行双轴操作进而形成的符号文本。新民谣里的城市符号是符号文本发送者以漂泊之名对城市有意的编码,接受者经过主观化的解码后引起很大程度的共鸣,其背后蕴藏着现代都市青年自我缺失下逃避自由的符号消费心理。在音乐中展开自我的寻求之路,是新民谣里城市符号所拥有的魅力和意义。

对民谣歌曲《借》的文化分析

歌手毛不易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演唱的原创民谣歌曲《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毛不易无论在作词、编曲还是演唱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来源于真实情感流露的歌词更能抓住听众的心,演唱技巧与情感相互融合更能诠释好词曲的灵魂。民谣歌曲,从来都不是靠透亮的高音和绚丽的技术取胜,靠的都是那一个个透露真情的故事。

浅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一个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相对应的概念,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论文疏理了流行音乐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民族化历程探析(1993-1999)

经历了1986-1992 “西北风”“东北风”“东南风”等单地域风格歌潮的轮番刮过,始于1993年的城市民谣转向泛地域风格。以此派生的乡村民谣(民工歌曲),体现了对城市市民阶层,农民、农民工群体等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并拓展了流行音乐的传播受众面。在社会主题与叙事方式上,由“西北风”的宏大叙事、文化批判的呐喊而歌,转向城市民谣国泰民安、日常祥和的个体吟唱。本阶段“戏歌”由之前集中于京、豫等几个大剧种拓展为与更多地方小戏的融合,演唱主体也多为原专业戏曲演员出身,而体现为戏多歌少的特点。少数民族风格流行音乐的创作,由对藏、蒙等民族的关注拓展为对维、傣、彝等更多族性音乐的涉猎,摇滚音乐也以其更为鲜明的地域风格与乐种风格彰显其本土化追求。

春晚年年唱《春调》 里巷岁岁传新谣——由2021年春晚《最亲的人》所引思

在2021年央视春晚中,由相声演员岳云鹏演唱的《最亲的人》成为年度热曲。究其成功原因,首先是其音调框架与东北民歌《送情郎》《摇篮曲》一致,实为江苏民歌《孟姜女》(《春调》)的南歌北唱;其次,其所承载的民俗背景使其成为一首适时应景的新时代“颂春”贺岁之“喜歌”。此外,回顾《中华民谣》《大花轿》《冰糖葫芦》《中国娃》《九九女儿红》等一系列春晚歌曲也都来自这首《孟姜女春调》。这些歌曲都以“传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植根于民族音乐以彰显其民族性”为首要共性特点。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创作导向的引领下,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深入学习借鉴传统“里巷歌谣”之精华,以创作出与时代同步、具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且易于传唱的优秀作品。

论武汉原创乐队的发展地域特色的可能性

笔者看来,同时具有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城市民谣就是现代原创流行乐队的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大方向。不仅借"接地气"的歌词、调性、乐器巩固了"娘家"观众群体,还通过这个舞台将自己推销出去,让其他地区的听众明白这种艺术同样是源于善意、源于对美的追求,源于苦乐年华,他们也许就会有所共鸣、有所包容,甚至产生迷恋的感情。传播的同时无形中为自己的城市树立了生动的形象。可谓是一举多得。

望向时空隧道中的某个“我”

用音乐给众生画像。论中国民谣的创新,兰州的低苦艾乐队排榜首。这支乐队成立于2003年,现有主唱刘、吉他手周旭东和郭扬、贝斯手席斌、鼓手文烽、键盘手郭歌。这是一支80后中生代的城市民谣摇滚乐队,也是近10年全国各大音乐节、剧场等演出舞台的中坚力量,被业界称为“中国民谣摇滚的开山乐队”。中国民谣起源于西北,西北民谣起源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