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下我国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深入研究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城市治理问题,对优化城市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治理效果和城市治理能力两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及综合评价,对我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市治理效能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治理效果、治理能力及整体治理效能水平不高,差距较大,达到均值水平城市数量占比不到一半,城市治理效果更能体现城市综合治理效能;北京、杭州、南京、上海和广州城市治理效能综合指数较高,得益于其较高的经济产出和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治理效能水平较高的城市大多集中在东部,治理效能水平较低的城市大部分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就医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大数据运用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升。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城市治理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议题。正确把握城市治理共同体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时代境遇,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创新意蕴,在城市治理共同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文明影响力,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新动能的实践之道。

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

超大城市是承载着上千万人口的空间实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引擎,对超大城市这一巨系统的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道”“术”并举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其治理现代化之“道”表现为把握城市发展大势的战略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原则、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担当;治理现代化之“术”主要包括全周期管理打造韧性安全的超大城市,协同共治汇聚超大城市治理主体合力,科技赋能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文化引领夯实超大城市治理的精神根基。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对于我国提升超大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问题驱动教学法在城市治理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以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编制工作坊为例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日趋重要。应对诸多治理瓶颈,培养具有治理理念、专业技能、行动能力的社会治理人才是优化治理效能的关键要义。针对城市治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缺乏主动性、灵活性、时效性和协同性等问题,高校应打破专业边界,以政策创新者、社会设计者和专业行动者为城市治理人才培养目标。该文尝试从问题驱动教学法的特点和国内外实践出发,讨论其在增强学习主体主动性、教学内容时效性和培养方式协同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编制教学工作坊为例,讨论该教学法在城市社区治理相关课程中的应用实践,并评估教学成效及适用情境。

“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交互文献计量及发展思路进路

为了掌握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进展,探究我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演变,对中国知网内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相关中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目的在于深入探究中国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既是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治理的必然结果;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超高速迭代创新;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创新引擎和未来范本;夜间旅游与智慧应急成为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新时代提升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理念、目标及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模式。”天津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需要思考和回答好三个问题:一是坚持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锚定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三是不断创新,探索适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径。

以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节前夕视察天津时强调:“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创新城市治理,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强调城市自身抵御灾害风险、快速调整恢复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工程,需要有效部署、统筹协调和系统推进。

基于城市体检的中心城市治理满意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20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测度我国36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治理综合水平及其差异,探索影响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从空间特征来看,治理评价高水平城市多分布于长江沿线和东部沿海地区,偏低水平多分布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从城市间差异来看,城市治理存在“短板效应”,城市间生态环境治理和道路环境提升存在显著差异;从关键影响因素来看,居民对城市治理的综合感知受到城市建成环境、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和个体属性特征共同作用。在城市建成环境变量中,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PM_(2.5)浓度、高公交站点和商场可达性促进居民对城市治理满意度的提升。在城市社会经济条件变量中,大经济规模、高工资水平增强居民对城市治理的满意度。在个体属性变量中,高龄、高学历及城市“新市民”对城市治理的效果敏感度更高。

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概念框架、核心议题与未来展望

超大城市的兴起及其有效治理,是世界大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要解决超大城市面临的“城市病”,就需要建构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以实现对超大城市治理的认知、诊断和优化,从而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超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多层次嵌套界面治理体系是理解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这一框架要发挥作用必须能够回应超大城市治理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城市发展。将多层次嵌套界面治理框架应用于超大城市问题分析中,形成一系列需要处理的核心议题,如超大城市的战略议题、超大城市的横向和纵向议题、超大城市的自身议题、政民互动议题等。为了论证概念框架和核心议题的合理性,基于北京市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以期实现概念框架建构、理论阐述和案例研究三者统一,从而加深我们对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理论认知。展望未来,需要将超大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本体论框架应用于更广阔的实践场景,在提升理论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同时,推动形成我国自主的超大城市治理知识体系,为我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和智慧。

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论纲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超大城市治理在城市治理中举足轻重。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既有国际超大城市的共同特征,又有扎根中国客观实际的历史和时代特征。把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的特殊内涵,是探索超大城市治理逻辑的必要前提。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超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城市治理良法善治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市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现代化理论,这既丰富了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又能指导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实践。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主要挑战与应对路径——基于行动学习的视角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将行动学习法应用于现代城市治理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的针对性、实效性、可行性、协同性、创新性。当前,以行动学习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面临着问题意识不强、创新理念欠缺、协同意愿不足、实践机制缺失等挑战。因此城市治理相关主体要积极运用行动学习方法,以树立问题为先的城市治理意识、确立创新为荣的城市治理理念、建立协同为主的城市治理方式、构建实践为要的城市治理机制为具体路径,积极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取得新的成效。

基于综合评价法的城市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城市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是有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工具。立足城市科技、经济和生态系统治理视角,本文将理想解模型、贡献度模型、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构建综合评价法,开展北京城市治理效能评价。研究表明,2015—2022年北京城市治理效能指数稳步提升,年均增速为3.32%,生态舒适宜居指数、科技创新指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速依次递减,分别为3.63%、3.54%、2.86%。科技、经济、生态对北京城市治理效能的平均贡献度基本趋同,城市科技、经济、生态的发展较为均衡。北京城市科技—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治理效能较高,自2019年开始已达到优质协调治理等级。为此,文中提出了北京城市治理效能提升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快提升北京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加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生态舒适宜居保障三方面措施。

从“空间的治理”到“治理的空间”: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空间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为主轴发掘空间的政治价值,并将其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拓展,也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危机与阶级矛盾的实质。进一步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空间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资本主导的城市治理提出强烈批评,并指明迈向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当前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空间的治理”真正向“治理的空间”转型。

用好“起承转合” 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城市治理不仅关乎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关乎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我国城市治理的目标与路径,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数字经济赋能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治理能力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城市的巨系统异常复杂,依靠传统的治理手段已无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要。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依靠数字技术,促进数字经济与城市治理高度融合对于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深度化融通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内部制约与外部掣肘: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阻碍

城市治理效能达成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治理主体和治理环境是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关键,城市治理过程中治理环境产生的不适和治理主体存在的缺陷是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主要因素。依据阻碍方式的差异,治理环境可划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可划分为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内部制约型、内部掣肘型、外部制约型、外部掣肘型四种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类型。这四种类型阻碍城市治理效能达成的方式和程度各异,因而须通过提升内部主体能力素质、加强外部应急管理、优化内部制度环境、提升外部主体能力素质等措施防止城市治理效能达成受阻,实现城市治理效能提升。

金山人大: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金山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关于“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努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重要讲话精神,创新建议收集平台,积极运用“四下基层”机制充分听取民意、依法有效办成,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以“小切口”精细化思维和“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