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生活保障供应链韧性体系构建

韧性供应链能够抵御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影响,并且快速恢复供应。结合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及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流程,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生活保障供应链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变异系数法和指标信息贡献率等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筛选及合理性检验,最后通过熵权-逼近理想解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TOPSIS)对供应链韧性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发展建议。以兰州市为实例,验证了指标筛选方法的有效性。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受助规模持续缩减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政策执行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央开始系统推动低保提标扩围,并持续增加救助资金投入,但城市低保受助人数和覆盖率反而连续13年大幅缩减,呈现出“标提围扩量减悖论”。城市低保受助人数持续大规模缩减将增加漏保风险,长远来看还将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整合性政策执行分析框架,对H省低保政策执行分析发现:城市低保缩减执行主要表现为低保政策执行上“积极清退与消极纳保”,这是由基层执行者面临的执行成本、执行资源与能力、执行风险这三方面共同形塑的。低保扩面会增加行政成本和财政成本导致基层不想多纳保;政策执行者执行扩面的资源和能力不足导致其没有能力多纳保;政策执行者面临的错保问责风险导致其不敢多纳保。本研究为城市低保规模持续缩减提供了学理解释并为破解低保扩面的堵点提出政策建议。

厘清最低生活保障认定相关法律问题——以林某与某县民政局行政诉讼案为例

林某生于2003年2月,为非农业户口。其父林某某与其母刘某于2020年5月调解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林某在某高中读高二,随父亲林某某生活。”林某称其父母未向其支付生活费,也未与其生活在一起,生活贫困,遂于2021年6月28日向某县民政局邮寄《申请书》,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1年7月17日,某县民政局向林某作出《回复》,认为:1.林某父亲于2020年9月至今在某医院门诊部上班,月收入3000元;2.母亲刘某系某学校老师,月收入3682.98元。某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440元,林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超过该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其不符合申请城市低保条件。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真的相关吗?——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救助作为民生兜底保障,是最后的社会安全网,而最低社会保障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决定能否对弱势群体形成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均值、极差与单截面数据指标分析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区域差异,筛选出7个样本城市,运用FGLS实证模型分别从绝对和相对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低保救助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同时与相对水平也存在较大程度的负相关。因此综合来看,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应随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保障项目。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悬崖效应”问题及治理对策

一、前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为妥善解决城市困难群体生存问题而实施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城市低保制度的施行进入了正式化和规范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三十多年来,作为民生“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不仅在保障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方面作用显著,同时,也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支撑。

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随着低保制度建设的逐步深入,有劳动能力者及其家庭已成为主要的低保群体,如何鼓励他们积极觅职、实现自立是今后完善低保制度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课题。分析表明,现行的社会救助标准体系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利于低保家庭退出救助的因素,如低保的替代率、救助标准抵扣和渐退措施、低保附带福利、工作成本以及工作的稳定性等都会影响低保家庭是否会退出低保。本文以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参照国际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困境分析与政策转型

目前,国内在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中,极少从该制度本身着手,深入探讨该制度的缺陷。据此,本文另辟蹊径,将该制度解构为目标层规则(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和保障方式)和执行层规则(前期准入、中期动态管理和后期退出)组成的二元规则结构,探讨这两个层面规则的演进及协调运行的两个条件:交易费用与产权秩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以分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的"目标扩张—执行成本控制—产权秩序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福利污名"被看作是在"应保尽保"目标下,执行层规则中的公示程序带来的污名效应。但由于公示程序具备降低交易费用与推进形成合理产权秩序的优点,使其难以被其他非污名化的规则取代。而"福利依赖"则被看作在政府交易费用控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城市居民最低保障制度运行中低保对象利用其在制度产权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谋取更多利益与利益机会的行为。要避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就应该使该制度在运行中,能够尽量降低交易费用,并达到合理的产权秩序,而这正是该制度的政策转型方向。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基于消费视角的省级面板数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方法和动态调整机制决定制度的实施效果,通过对11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理论分析、31个省级区划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的现实选择及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动态调整机制存在理论与实践选择的差距,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消费与人均消费支出具有稳定关系,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呈现稳定关系,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变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认为消费支出弹性比例法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更具现实意义。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升。本文利用我国36个城市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低保”标准并未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低保”标准对贫困者就业意愿具有较弱的负效应。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建议: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标准、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以及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基于改进的ELESM法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以山西省为例

从城市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率、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和城市低保标准食品支出替代率三个指标来看,山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明显偏低。文章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ELESM)和需求的收入弹性概念,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比例分组,构建起测算城市低保标准更为适宜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基于ELESM法测算的山西省城市低保标准在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可以满足低保对象的生活需求,大大缩减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而且不会给山西省的财政造成负担。

城市贫困救助的目标定位问题——以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标和寻标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走向"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目标定位要从原来的"收入定位"走向"收入(财产)+类别定位+需求定位"。在"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中,集成"基础+分类"的救助目标,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救助,家庭分类救助的对象是面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同时通过设计和实施:贫困家庭的"儿童抚养补助金"、"残疾人照顾补助金"、"老年人照顾补助金"和"单亲家庭补助金"等等救助项目,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中的问题与完善对策--以武汉市武昌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为研究对象

我国低保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明显,如:缺乏依法管理,低保管理专业化程度低,低保档案管理混乱;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不合理,低保金社会化发放与资金动态管理水平低;家庭收入难以确定,低保对象难以甄别,部分居民对低保审批的公正性缺乏信任,低保对象退出机制难以实施。基于以上问题,在低保管理中,应完善低保实施细则,提高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充实低保工作队伍,提高低保工作者业务素质,加强对低保工作者的业绩考核,逐步完善低保档案管理;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多方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明确中央和省两级财政的筹资义务,按地区分类制定中央、省、市、区四级的筹资比例;应完善调查与公示制度,完善低保对象退出机制,提高低保对象社会化管理程度。

专项转移支付效应的再审视——基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实证分析

分税制改革在增强中央财政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及地区财力差异的问题。转移支付成为中央平衡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其却没有起到应有的均等化作用。诸多学者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但专项转移支付仍以较大幅度增长。本文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专项转移支付特性出发来探讨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基于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实证分析,重新审视专项转移支付的效应。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贫困者工作积极性——以武汉、荆州和洪湖为调查对象

利用个人工作和休闲的经济学模型,联系实地调查数据来分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者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得出:由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基于对绝对贫困实行救助的标准,所以,对贫困者的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因为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机会的缺乏导致了城市绝对贫困和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一定的依赖。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状况、问题及对策

通过运用民政部在全国九城市进行的"规范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查数据和资料,对基层办保机构调查低保人员收入、财产、隐性就业的方法及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其在执行低保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梳理评述;对申报对象隐满收入和财产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对测评低保家庭收入和财产的指标进行了考察评估。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我国现行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制度性和设计上的缺陷进行了探讨,进而对进一步规范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出了若干对策性建议和思考。

可及与可得：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及性与可得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从目标定位的几种主要方式出发,就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方式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当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耻辱感、道德风险、管理成本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认为低保制度的可及与可得性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的设计与执行。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研究——目标定位制下的负激励分析

基于目标定位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制度运行中的负激励效应,家计调查的制度缺陷,以及"进入—退出"机制的不完善,陷入了与救助初衷相悖离的贫困陷阱。改革福利扣减制,实行负所得税制;优化目标定位制,实行分类施保;实行低保救助的制度与资源整合,是跳出制度性贫困陷阱的根本出路。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整与转型——地方实践与制度重构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至今已经到了制度的拐点,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依据公共政策分析中的综视决策模型的假定,在总结各个地方城市的具体制度实践创新基础上,从制度的设计理念、设计原则、制度的目标重构以及具体的制度架构等方面,提出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整的可能方向,提出了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基础上重构城市居民生活援助制度的设想。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与完善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实施比较成功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目前,长沙的低保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方面仍存在消极的救助取向、平均式的救助标准、配套政策的负激励效应以及管理监督体系不健全等一些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探索改革,通过采取积极的福利政策、制定科学的保障标准,推行分类施助和差异救助、建立健全低保制度的管理监督体系等积极措施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