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空间增长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益关联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明晰城市空间增长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损益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典型的山水城市—杭州为例,基于多源数据,采用空间增长定量解析法、价值当量评估、四象限分析模型,阐明城市空间增长和ESV损益的规模强度变化,以此揭示二者空间关系,明确空间关系类型。结果表明:(1)从总体规模和强度特征来看,杭州城市空间增长和ESV损益存在错配现象,即规模上的此消彼长和强度上的同增共减;(2)从空间特征来看,城市空间与ESV的重心整体呈东西相向而行的剧烈转移态势,在方位上增长强度与ESV损耗程度表现为东部一致而西部分歧;(3)增长强度与ESV损耗程度存在高—高、高—低、低—低、低—高4类关系且作用空间存在差异,这是由各类型城市发展政策所致。基于此,提出城市空间增长和ESV保值增益的协同发展策略,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研究述评

"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是"城市增长管理"概念的具体化与对象的明晰化,城市空间规划必须借助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城市增长管理研究现状的讨论,认为关于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研究仍然需要在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入: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增长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对特定城市空间增长管理效用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

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是城市空间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增长的推动作用很显著,并且不同类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方式和结果存在较大的区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推动城市空间以蛙跳(飞地)方式蔓延,形成远离市区的郊区制造业带,并且派生出富人区、"城中村"等空间分异现象以及"小产权房"等城市建设问题。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UGB)制定方法研究--以定州中心城区UGB的制定为例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UGB)是有效控制城市土地扩张的手段之一,要正确运用UGB这一舶来品,必须探索适合我国城市的UGB制定方法。研究首先探讨了UGB的内涵与目的,探索性地提出以控制城市土地扩张、保护耕地为主要目标的城市UGB适用性判定标准,以及"数量控制、界线参考"的新的UGB划定方法;其次以定州中心城区UGB的制定为例,具体而简明地探讨了UGB制定的内容与程序,为我国城市制定UGB方法提供借鉴。

城市空间增长模型研究的趋势、类型与方法

城市空间分散化增长蔓延的趋势要求对未来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研究。文章在对城市空间模型的研究案例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模型总结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城市空间增长影响因素静态模型、基于空间发展理论和GIS空间分析的准动态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基于系统动力学微分方程(组)的城市空间增长动态模型、以及基于微观主体作用演变机制的城市空间增长模拟模型,并认为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将向微观离散化发展。

转型期广州城市空间增长分异研究

研究了转型期广州城市空间增长分异规律,结果表明城市空间增长在旧城空间、城市边缘区、城市外围空间和区域性空间四个圈层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旧城空间表现出由计划经济时期综合性使用功能向商业、居住、办公等专业性功能分化;城市边缘区以居住和工业为主要的功能,采取圈层、轴向和填充的蔓延式增长方式;城市外围空间的以工业和基础设施为主要功能开发,采取综合性城市新区、新城等形式的跳跃式增长方式;城市增长出现向区域性空间的延伸,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功能延伸,包括兼并和竞合两种增长方式;广州城市空间增长分异是政府力、市场力、社区(集体)力3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广州城市空间增长分异对全国大城市空间增长分异具有代表意义,文章最后基于广州城市空间增长分异特征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增长展开了讨论。

不可忽视的第三方力量——新常态语境下城市空间增长机制的系统动力学解析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以城市空间外拓为主的城市增长方式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我国旧常态模式下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从定性分析和定量模拟的双重视角指出作为相关利益群体的第三方力量在抑制城市增长、促进城市空间增长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空间增长机制的因果反馈模型与存量流量图,分析新常态语境下不同情景模拟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针对第三方力量在城市空间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新常态下城市空间增长转型与政府应对的具体路径。

紧凑发展理念下山西省河曲县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研究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划定对于缓解城市的无序扩张和实现城市健康稳定发展必不可少。以紧凑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本底脆弱的河曲为研究对象,从城市的生态约束与扩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出发,探索了河曲的紧凑增长边界。首先,通过引入生态适宜性评价模型构建河曲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确定城市的“刚性”边界;其次,利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模拟较为适宜城市增长的“弹性”范围;最后,将两个边界进行叠加拟合,并用分形维数对各边界紧凑度进行比较,择优选出最为紧凑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以控制城市空间蔓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维护生态本底安全,引导河曲未来健康稳定发展。

中环路驱动下太原市城市空间增长特征研究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交通道路的逐渐完善,空间可达性的进步,土地的利用等方面发生了空间上的变动,使得交通道路沿线的土地利用总量增长或重新规划。客运和货运流量因此发生变化,增加了旅途的需求,完善交通设施、优化道路结构的需求也随之产生。道路的建设与完善,引起了土地开发利用和城市空间分布及其特征的改变,道路的建设对城市空间的增长影响显著。本文利用遥感和ArcGIS空间分析技术,结合缓冲区分析、交集分析和梯度分析等方法,研究中环路驱动下太原市城市空间增长特征,为促成太原的城市空间增长的紧凑式布局,避免城市的无序蔓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根据。结果表明:中环路的建设改变了其沿线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并出现了由快速增长到慢速增长的持续增长的趋势,中环路对建设用地具有强烈的吸引效应,呈现出邻接型、包含型和外扩型等典型的扩张模式。

地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空间增长动力因素研究

以2006-2012年38座地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城市空间增长概念模型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间增长动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和交通对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大,非农业人口和教育一定程度上也能推动城市空间增长,人口密度的变化同城市空间增长未呈现出显性关系。为此,建议合理处理好老城区、历史街区与新城的发展关系,推动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运用科学规划处理好老城区、历史街区保护与城市空间增长的矛盾。

风景名胜区包围下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探讨——以花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是控制和管理城市向外无限扩张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之一。一些城镇被风景名胜区包围着,而其中心城区又不属于风景名胜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势必向风景名胜区周围蔓延。位于风景名胜区包围下的城镇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划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基于风景名胜区特征和城镇的特点,研究以花山风景名胜区包围下的城镇为例,对风景名胜区包围下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划定方法进行探讨。

美国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管控的经验与启示——以西雅图大都市区为例

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是空间增长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美国遏制城市蔓延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西雅图大都市区在华盛顿州《增长管理法案》颁布的三十年间,总结了一套基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且运行良好的土地综合管理工具。然而由于西雅图大都市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继而引发的土地快速增值,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管控效力面临着新的挑战。该文试图认识西雅图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运行模式,把握西雅图大都市区内发展与保护的新趋势,以期对当代中国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管控实践有所启示。

欧美各国城市空间增长控制方法的借鉴

本文从控制城市空间增长的角度出发,对欧美各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及控制方法进行分析与借鉴。

基于种群优化遗传算法的城市空间增长分析模型

针对标准遗传算法在对城市空间增长分析时还存在精度不高、误差较大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种群优化遗传算法的城市空间增长分析模型,该模型在标准遗传算法的基础上,首先采用动态自适应调整策略对原算法遗传算子中的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进行优化,然后引入蚁群算法,利用小生境方法限制种群个体的繁衍,以达到种族多样化的优化。仿真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种群优化遗传算法的城市空间增长分析模型相对于标准遗传算法,其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降低了城市空间增长预测的误差。

公共交通引导的城市空间增长研究——波特兰“精明增长”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增长互动关系的论证，笔者认为运用TOD发展模式引导未来中国大城市空间增长朝着紧凑、集约形态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波特兰城市空间”精明增长”实践中突出强调了公共交通对城市用地的引导作用．通过强化城市大运量轨道交通与用地有机结合、复合型用地形态的组合。在西区开发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文章借鉴波特兰的城市空间增长实践，结合长春市的城市空间发展现状，分析认为长春市目前仍处于简单外延式空间扩展阶段，为实现城市空间理性发展，应确立以立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空间发展模式．同时应该完善微观规划设计并建立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郑州市城市增长空间评价

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是当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增长空间规划等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章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郑州市行政区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并在获得相关单因子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多因子生态环境敏感性综合分析以及不同时间段下的单因子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郑州市城市增长空间数据进行研究。从城市增长空间面积和植被覆盖度退化程度来看,2016—2019年郑州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约0.59倍,而同时期内相关植被覆盖度的高度敏感区域迅速减少,中度敏感区域明显增加,表明了快速增长的城市空间对郑州市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造成了巨大挑战。通过耦合生态敏感性分析和城市增长空间,深入剖析了郑州市因城市扩张引起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了可预测市域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导致植被覆盖度结构性变化的数学分析模型,研究成果可以为郑州市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因循革化:一种调适城市空间格局传承开新的规划思想

专题五: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建设历来重视平衡经济发展与空间秩序的动态关系,强调因循城市“不变之要”,统合城市空间增长带来的结构格局变化。纵观历史实践,中国本土规划不仅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巧妙应对城市空间“突发性”“时段性”“特殊性”的动态变化,更能在变化中因时而革,守正创新,做到“革而不失其基”“因而不失其时”。

基于交通流的关中城市群城际交互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

流动空间背景下,探讨城际交互对城市群城市空间联动增长的影响对有效调控城市空间增长,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部关中城市群为例,基于土地利用和城际交通出行大数据,系统分析了以城际出行表征的城际交互对关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动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关中城市群城际交通出行空间组织呈现出以西安为核心,咸阳、渭南、宝鸡为次级节点的组织格局。②2010年以来,关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规模迅速增加,八年间共增长1398.80 km2,年均增长174.85 km2,空间上主要集中于西安、咸阳和运城等地;西安是城市群城市空间增长的首要贡献者,在2010—2015年、2015—2018年间占比分别高达36.04%和34.70%。③与沿海发达地区类似,以城际交通出行表征的城际交互同样对西部关中城市群的城市空间增长呈现出逐步增强的正向驱动作用,第二阶段(2015—2018)解释贡献率显著高于第一时段(2010—2015),分别为7.54%和5.50%。

地方主官更替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政府决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各市域主政官员的更替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增长。基于2000—2013年25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地方主官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主官更替年份比非更替年份的城市空间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地方主官在更替1年后对城市空间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会使城市空间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主官更替年份空间增长波动较大,东北和中部次之,西部保持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地方主官更替对空间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中等城市大。(2)地方主官通过土地出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主官更替的年份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下降,而后土地出让面积增加;地方主官更替年份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显著,在更替后的两年显著为正。上级决策者要采取相关政策,避免官员换届更替带来的城市增长波动。

基于协整分析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对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基于1988-2012年兰州市基础设施与建设用地面积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分析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兰州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兰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增长及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利用具有正向的作用关系;2)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以0.342206的调节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并且短期内道路基础设施是引导兰州市城市空间增长的重要变量,是兰州市城市空间增长的前导性基础设施;3)兰州市社会性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之间无Granger因果关系,工程性基础设施中道路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存在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供水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