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伦理演变及其中国实践

城市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类型,既是空间生产在物质空间层面的一项符号表达,又是资本转移自身危机并进行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载体。在关乎城市规划和疆域拓展的实践中,资本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占有和对局部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决定了其必然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原动力。资本不仅在物质空间构型上形塑着城市面貌,同时资本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也因过分关注资本增殖需求而陷入伦理精神缺失的异化状态。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资本的历史局限所触发的,然而探讨城市空间问题却不能局限于洞察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层面,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还蕴含着重要的生存论意蕴。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异于西方“以资为本”的现代城市化道路。基于资本僭越造成的实用主义和价值失范倾向对个体生存根基的切割,探寻弥合城市空间生产价值缺失的伦理路径,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空间发展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开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存论意蕴的积极实践。

民生幸福: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旨归

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幸福。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实践也要立足于民众的现实生活,把实现普罗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幸福作为价值依归。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满足当代人与各代际人的均衡、持久的幸福需求作为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心任务,穿透空间异化的迷局,创新空间生产模式,把握社会发展的精髓和真谛,实现从"GDP崇拜"到"GNH(国民幸福总值)关怀"的转变,构建一条社会更加和谐、民众更加幸福的"中国道路"。

论城市空间生产的“意义”问题

"意义"问题属生活本身的问题。选择城市空间生产的意义问题作为城市空间问题研究的一个主题视域,旨在回归"人是目的"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原点。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为目的的人的"意义"批判和重建当代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是一个关乎隐藏在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人类学后果"的终极价值问题。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的三重理论形态及意义

"空间生产"已经成为阐释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问题的重要视阈。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呈现为资本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和全球化批判三重理论形态。在资本批判上,"空间生产"揭示了资本增值和工具理性对城市化的支配,呼吁进行空间变革。在日常生活批判上,"空间生产"分析了空间生产政治化引起的生活异化和消费异化,主张进行日常生活革命、实现差异空间。在全球化批判上,"空间生产"指出了空间生产全球化引起的地区失衡等问题,倡导推行空间正义。中国城镇化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仍呈现出一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需要继续大力提升城市化水平,转变城市空间生产增长模式,建立低碳新城和低碳社区。

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

文章基于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展开研究,首先对静态环境下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基本特征、演化规律、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对动态环境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进行归纳。再将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两个维度相统一得到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发展模式。通过理论分析,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生产关系是城镇化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时空修复模型可以有效避免资本的过度积累。城市空间生产关系是资本在集聚与扩散中寻求平衡的动态化状态,空间正义性是保证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平衡稳定的基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依赖于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的共同作用,政府作用与市场因素协同是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最优发展模式。

社会创新、城市空间生产及其治理--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研究

“社会创新”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热点词汇,其在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以及创造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创新行为日益与城市空间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结合Z省H市的三个案例,从三个维度阐述了社会创新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关联机理,并就其如何推进城市社会空间的治理提出建议,强调了社会创新在推进地理空间更新与人的需要相结合、实现组织边界和结构调整、促进赋权参与和理性沟通中的特殊意义。

基于区划调整的城市空间生产与生态治理研究

新时代行政区划调整是拓展空间生产、优化空间布局、改善生态环境的空间重构与资源配置过程。当前,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生产面临“行政区经济”、土地财政、跨域性治理真空、文化缺失与生态恶化等治理风险。新时代的区划调整应该加强对城市空间生产的生态治理,警惕行政区经济和土地财政现象,加快构建生态型经济空间,创新大城市群空间治理体制,构建生态平衡的跨域空间治理体系,提高空间生产的生态文化底蕴,加快区域性雾霾治理与生态保护,重构生态的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空间生产的唯物史观辨正及其生态叙事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的研究范式本质上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或实质精神。他们误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不在场,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转向空间化诠释,其主要任务是以空间为主轴对现代性语境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问题进行批判,当然其所言的空间是一种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社会隐喻空间,展开的批判是一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其实,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并且以生产实践劳动为轴线的唯物史观命题是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空间或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前提,其内涵指的是空间产品的生产和空间关系的组构,其动力源于社会分工、交通变革、大工业发展以及资本逻辑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对于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叙事意义。

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与民生幸福的政治学路径探索

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幸福。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实践也要立足于民众的现实生活，把实现普罗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幸福作为价值依归。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满足当代人与各代际人的均衡、持久的幸福需求作为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心任务，穿透空间异化的迷局，创新空间生产模式，把握社会发展的精髓和真谛，构建一条社会更加和谐、民众更加幸福的“中国道路”。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启示

城市空间生产是把握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城市化与空间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沿用马克思的基本方法转向城市空间研究中,列斐伏尔卓有建树。他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问题,其鲜明的批判性研究指向之下其实也蕴含着建设性的发展逻辑。他集中考察了空间生产的社会属性,主张运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分析空间生产过程,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从辩证总体的空间生产视角研究资本和权力的作用,在批判性思考中展现建设性的发展路径。探究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对于规范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秩序和寻求更合理的空间生产模式无疑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面向美好生活:城市空间生产的新逻辑

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来看,面向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必须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升为一个规律来认识,努力把握好这个新逻辑。以面向美好生活的认识逻辑、价值逻辑来指导和规范城市空间生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以面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发展逻辑来落实城市空间生产,有利于真正实现和增强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参与感和安全感。

伦理视域下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生产理论探析

在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中,城市空间包括两种形态,分别是城市物质性空间和城市社会性空间。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空间生产给人们带来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好处,但与此同时,城市在扩张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伦理问题。从伦理角度对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生产理论进行探析,反思城市空间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并针对这些伦理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促进城市发展与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土地伦理观照

美国生态主义学者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被广泛运用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该理论运用于城市研究中也十分合理。城市空间生产中对于土地价值的单一性取向、对于土地权利的漠视以及对于公共空间的压缩显然是对土地伦理的违背。应树立整体发展的城市发展思路,尊重土地权利,发掘城市土地的多重价值,并通过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将土地伦理思想贯穿于城市空间生产的全过程。

再造空间:城市文化符号主体间性的建构策略

社会发展推动“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生产”转变,空间成为亟待关注的生产资料。自然空间转变为具有组织化特征的社会空间,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关系,影响着人的情感。空间生产要注重空间与人的情感的正向互构,围绕城市需求实现从功能中心向人本中心转变。空间作为城市的知己者和共创者,必须尊重城市历史与文化,消弭城市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冷漠感和孤独感,建构人与其他载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加深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城市空间功能的完善、空间的再造与赋能,给予民众生活更多的可能。以城市空间为落脚点,以主体间性为原则,使空间与城市同频次发展,实现空间与城市的共生共创,打造人与城市的共情能力,铸牢城市精神共同体。

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包工制——其固有特征、运行逻辑、兴盛原因——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这一视角重述空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探索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作者认为,包工制的再次兴盛是农民工"拆分型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在空间生产领域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包工制度,原本在户籍制度限制之下割裂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被纳入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它将再生产策略与中国空间和地理的不平等相结合,既满足了城市的发展需要,又满足了资本的弹性积累需要。然而,由此而来的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愈演愈烈,这些危机终究难以通过将非正式用工普遍化的包工制度得到彻底解决,在城市空间发展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保障社会和谐的根本力量在于相关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贯彻执行以及城市对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承担。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及其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城市空间生产既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重要方式,又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空间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的具体呈现和运转模式,让人类生活由乡村迈向城市,进入都市时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是在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等推动下的空间结构重组,本质上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强化,既缓和了经济危机,又转嫁了政治矛盾,但导致了社会异化、日常生活颠倒等一系列问题。城市空间生产批判应该着重考察日常生活空间内部要素的关系,理清城市空间扩张与资本增殖的内在关系,构建空间生产理论与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联系。探究城市空间生产发展机制及其问题,宗旨就是要规范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行为而寻求城市空间生产的合理秩序。中国城市化需要避免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曲折道路,进展到一个更合理的空间生产发展模式。

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研究

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本身逐渐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得不受到资本逻辑的操纵与控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城市空间生产是缓解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并谋求其永恒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能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旧城市空间的升级改造与新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必然出现资本逻辑与自然逻辑,以及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双重对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城市空间生产无法从根本上清除资本主义的痼疾,无法成为摆脱资本主义灭亡宿命的有效手段。

马克思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研究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蕴含着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也蕴含着物质空间的生产和精神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异化的分析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城市居住空间和休闲空间的剥夺,使整个生态环境陷入困境,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病态发展。马克思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正义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探究与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城市空间由自然环境之上的城市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所构成,它既是资本循环的前提基础,也是吸收资本剩余的有效途径。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驱使其将城市空间不断纳入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并持续获利。然而,大规模的城市空间生产可能加剧土地市场投机,造成空间生产过剩,引发债务堆积和资产贬值。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深入阐释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辩证分析城市空间生产的利弊结果,不仅有利于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实践规避“前车之鉴”,亦能够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持续繁荣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增长网络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变迁研究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推动着城市空间的生产,但其决定因素还在于社会行动者的构成、职能和运作方式的选择。社会行动者通过资源交换和相互依赖而构建了增长网络,并以之为核心推动着城市空间生产方式的变迁。对建国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城市空间生产的特点、运作机制和生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变迁,而增长网络中的社会行动者的构成、职能及其相对地位等也随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