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碳排放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等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财政支出绩效和环境规制强度起到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下,更显著地促进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效率协同增长、优化政府财政支出、加快数字城市建设等建议。

金融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三角各城市金融集聚和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系统之间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差距逐渐缩小;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随时间推移城市间差距愈发显著;两系统之间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局面,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高值中心,由高到低向四周扩散的发展格局,两系统协调值差异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的趋势,且差异愈发明显。因此,需要加强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信息互通,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进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

研判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其优化路径,是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亦是践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方略。利用EBM-GML模型测算2005—2020年黄河流域58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依次采用HP滤波分析、时空交互方法勾勒其演化特征,并对其多元提升路径进行定量识别。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增长态势,由2005年的0.509提升至2020年的0.651,相继经历“波动—提升—共生”3个阶段,区域内部非均衡性特征显著。(2)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局部空间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空间移动方向波动性较强,城际空间协作程度大于空间竞争。(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结果表明,存在经济驱动型、双元驱动型、资源整合型、全面提升型4条优化路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因素为必要条件。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及演变研究

以陕西2010—2020年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例,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进行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并对其进行Malmquist指数动态分解,发现2010—2020年间,陕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S型波动增长趋势,该效率在空间上存在非均衡特征,总体呈陕北>陕南>关中局势。根据Malmquist指数分解结果,陕西城市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强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力度明显降低。其分解结果显示:TC呈上升下降态势而EC呈下降上升态势,两者优势互补,致使MI呈稳步增长状态。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从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强创新驱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三方面提出方法建议。

城市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以35个大中城市为例

近些年,我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环境最低程度的破坏,从而实现城市的绿色发展。文章选取了分布较分散的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建立了一套指标评价体系,然后收集了35个城市2016-2020年的指标数据,利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城市绿色发展的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且比较了各大中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情况。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总结城市绿色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点方向,对城市绿色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88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助推力量是推进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采用2011~2019年中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DPSIR-“纵横向”拉差模型动态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探索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以及采取凸显了“绿色”的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分析这一影响的传导机理,揭示数字经济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及其约束条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的空间依赖性和地区差异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在选取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激发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绿色发展红利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呈“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验证了“梅特卡夫法则”,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强化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和地区差异特征。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区域创新产出和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阐释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并探究其中介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区域创新产出增加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中介渠道;相较于北方城市、资源型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试点城市的数字经济具有更明显的“绿色红利”;中国应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数字渗透,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引领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

城市绿色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评价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把握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三个方面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然后通过空间相关分析、热点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揭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稳步提升,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2)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逐年增长,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7%、4.61%、1.66%。绿色生态指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贡献最大,其次是绿色生活指数,绿色生产指数最低,直接拉低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3)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典型的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正向空间相关。热点区域集中在广东省之外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城市。(4)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及区域间差异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否驱动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数据

国家高新区是新时代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研究以2008年之后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实验组,以一直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形成2003—2019年的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机制主要是国家高新区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改善居民绿色行为和居住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以上结论表明国家高新区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和节能减排来进一步增强绿色先行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绿色发展。

城市绿色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协同影响——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数据检验

城市绿色发展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以协同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究了城市绿色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发现,城市绿色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在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其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中游驱动效果最强,下游次之,上游驱动效果不显著;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模式未能真正促进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加大民生保障投入是上游地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对区域协同发展的驱动效果最佳,着重推动生产绿色化、生活绿色化和生态绿色化转型,进一步贯彻绿色发展战略是中游地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关键;下游地区的主导驱动因素为政府投资和城市绿色发展双重驱动模式,因此下游地区应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投资,利用政府绿色投资和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双重驱动机制,来促进下游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的量化评估分析——以安顺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一味强调城镇人口比重增长、城镇规模迅速扩大,转而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方式。如今,距离安顺市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名单已经七年有余,为检验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全国42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以安顺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42个城市进行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并综合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于提高安顺市绿色发展指数具有明显效应,试点效果呈现出由最开始的效果显著而后逐渐趋于平缓的特点。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Bootstrap-DEA模型测度了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利用二阶段嵌套泰尔指数与空间自相关分析考察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嵌套结构特征与空间集聚模式,最终揭示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尽管从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长期向好倾向,但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持续存在,并且呈缓慢加强趋势;(2)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主要来源于省份内部差异,且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而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3)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水平城市能够通过带动其临近地区发展使得空间分异呈现集聚分布模式,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现象;(4)样本期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逐渐上升,而产业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影响则呈下降趋势。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陕西省城市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测度分析

从环境健康与基础设施绿色水平、环境承载潜力绿色水平、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和环境治理绿色水平4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3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1)各市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可将10市划分为五种类型区:高水平均衡发展区(安康市、延安市和宝鸡市)、中等水平均衡发展区(汉中市、商洛市和榆林市)、中等水平非均衡发展区(西安市)、低水平均衡发展区(铜川市和咸阳市)和超低水平均衡发展区(渭南市);(2)从空间上看,陕南地区整体水平较高;陕北地区南部水平高,北部水平低;关中地区从西部到东部,水平逐渐由高变低。陕西省各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背离现象;(3)环境承载潜力绿色水平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各市综合水平差异影响最大,这两个方面权重大,并且各市在这两个方面的得分差距大。而土地面积、工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影响这两方面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为陕西省城市绿色发展规划与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资源环境效率的我国西部城市绿色发展分析与评价——以甘肃省主要城市为例

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延续,对目前我国乃至世界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西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资源环境消耗强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诉求的增加不断提高,然而西部城市又大多位于环境脆弱区域,绿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经之路。文章结合以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我国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以甘肃省主要城市为评估案例,对1985年—2010年间甘肃省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并讨论其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的优化潜力,分析甘肃省主要城市未来绿色发展的关键要素发展方向,为甘肃乃至西部城市的绿色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和理论支持。

基于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文明与城市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与城市绿色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来说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城市绿色发展是转变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两者之间有着鲜明的时代发展耦合特征,根据发展时序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初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阶段、逐渐上升为国家行动与理论体系建设阶段和国家行动的全面深化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阶段。在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人通过以土地要素为主的生态空间和以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产生影响,使城市发展在经济系统上实现绿色增长,在自然生态系统上提高绿色财富,在社会系统上提升绿色福利。城市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要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全面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坚持城市空间规划先行方针;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和发展绿色新业态;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实施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改造和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制定完善城市绿色发展政策措施。

推绿色教育促城市绿色发展

教育对绿色城市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城市已较早地开始了以推行绿色教育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进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概述了绿色教育理念的形成和内涵,重点总结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绿色教育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并对中国城市绿色教育发展的概况和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绿色教育经验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工业碳排放与城市绿色发展研究

采用直接碳排放系数法,核算合肥市2007—2017年工业碳排放总量、工业GDP碳强、人均碳强和地均碳强;分析了这些因素与城市绿色发展关系;借助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物理学容量耦合模型,对合肥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时间序列动态评价;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对合肥市工业碳排放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2007—2017年,合肥市工业碳排放量总体呈增长趋势;(2)2007-2017年合肥市工业GDP碳强呈波动下降趋势,人均碳强和地均碳强先增后降特征明显;(3)合肥市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研究时段由较低水平提升到较高偏中等水平,未达到高级水平,且与高级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4)工业碳排放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关系呈复杂特征,表现为工业GDP碳强、人均碳强、地均碳强与城市绿色发展系统及其子系统关系各不相同。

湖南省城市绿色发展中碳排放门槛值测算及其应用分析

为正确求取湖南省城市绿色发展中的碳排放门槛值,采用国际上通用的门槛回归方法,根据城市发展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选取反映城市开放程度的城市人口、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进出口总值等14个基本变量及与其相应的2008—2015年数据,进行面板门槛或双重面板门槛回归分析,确定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值。结果表明,当城市人口密度达7 818人/km2时,城市面积扩展与碳排放呈反向变化关系;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 018元/年时,城市人口增加可降低碳排放;当工业产业总值占总GDP的比例小于0.45时,增加外贸进出口可降低碳排放;企业科技流动人员大于6 673人/年时,城市人口增加可降低碳排放;当外商投资企业数大于93家时,FDI对碳排放降低的作用明显;FDI占总GDP比例大于30.39%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GDP比例加大可降低碳排放;当城市绿地面积大于4.01 km2或城市绿地占城市面积的比例达3.35%时,城市人口增加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