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探析

在城市体系视角下,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存在虹吸效应,也存在溢出效应,其具体结果取决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动态平衡,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探索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考察城市体系下城市间人口增长的空间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国、省域和城市群层面的多尺度城市体系构建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地理范围。研究表明:第一,不同层面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经过更换因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补充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在全国和省域城市体系下,国家和省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东部县级市人口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而对其他类型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虹吸效应,且对内陆地级市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级市;此外,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高等级城市的虹吸效应最大。第三,在城市群城市体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第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还会受到地理距离影响,加入地理距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虹吸效应的地理范围主要在250公里范围之内,且呈现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态势。为促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要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释放其人口规模集聚红利;也需要外围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体系,与中心城市建立较强的空间联系,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转移;此外,还需要重视外围城市自身经济、产业和财政等因素对其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加快构建城市体系内高效快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最终形成区域城市人口协调发展格局。

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国消费中心发展研究

消费中心和城市群都是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对象,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互动性强。消费中心概念的引入,能够为现有城市群研究提供新视角。城市群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群,能够促进区域消费经济大发展,体现出消费性质差异化、消费形式多样化、消费水平层级化、消费内容普遍化、消费中心化、消费联系性强、消费完整度高、消费文化认同度高等特征,具有消费集聚构建宏大消费场景、消费中心化汇集更多消费动能、消费极化提升区域消费发展层级、整合消费形成区域消费竞争力等多重机制。基于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估计法的量化分析表明,各城市群消费中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群发展差异大。总体基尼系数走势较为平缓,甚至呈缓慢下降的态势。需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群发展。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能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吗?——兼论收入房价比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7—2019年127个地级市的数据,系统检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收入房价比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显著促进了城市群协调发展,还加快了外围城市经济增长收敛,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第三,收入房价比能够调节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但调节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仅在中部地区显著增强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和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且在提高收入房价比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都市圈中心城市如何引领高质量发展?——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培育和推动都市圈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进一步以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和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以2002—2020年上市企业收入、就业和资产数据为研究数据,基于探究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和“溢出”孰占主导的问题,对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收入、劳动力和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引领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交通可达性是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行业异质性,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强,而服务业的引领作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并且存在较大的发展带动潜力。

“中心开花”需时日: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例

利用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基于多维指标测度城市综合规模并估算城市群空间结构,进一步识别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单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化率、经济发展水平或创新水平均较高的城市群中,单中心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多中心结构显著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单中心结构则更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发展。上述结果说明我国实现城市群的“中心开花”,即由单中心转向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型城市群尚需各方共同努力。

基于人口流动的中国城市群多中心结构演化

利用2015—2018年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中心结构测度等方法,对中国19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流动特征和空间结构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中国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差异明显,且有微弱向单中心空间结构发展的态势,而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大多较低,但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2)在多中心结构类型匹配方面,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较高但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普遍偏低,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结构指数较高但功能多中心结构指数大多偏低,而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内部存在不同匹配类型.(3)在多中心结构类型演替方面,优化提升类和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多中心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大多呈现单中心化发展趋势.

知识资本积累、空间溢出与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减霾效应评估——来自19个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2003—2019年19个城市群2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群雾霾污染,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中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大城市的减霾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加快城市群功能分工间接降低PM2.5污染水平;此外,城市群一体化和城市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减霾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质量更有助于缓解城市群雾霾污染。基于上述研究,应积极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努力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持续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长三角中心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种权重评价法,结合博弈论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5和2020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森林覆盖率和高等教育分别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指标体系中权重最高。对比2015年,2020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提升显著,分别有77.78%和88.90%的城市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空间自相关性增强,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但社会经济发展空间集聚度呈现略微下降趋势。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较好的城市由区域中部扩展至区域中部和南部,其中,浙江省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提升显著。中心城市群没有耦合失调的城市,但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城市数量仍相对较少。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森林覆盖率、大气环境和经济结构对区域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在提升区域森林覆盖率、控制大气污染和增加单位土地面积收入等具体措施上加大实施力度,有助于协同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

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是否加快了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

本研究结合2006—2021年“两横三纵”城市群的城际面板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人才集群和创新汇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有利于释放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积累、溢出效应,提升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吸引力,由此推动人才中心的成型,并在此基础上激活科技创新动能,持续赋能,加快创新高地建设;在进行工具变量识别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十分稳健;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对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建设的影响存在梯度格局,且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有利于域内高校间的资源共享与人员的知识交流,促进人力资本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学研协同度,推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为更好发挥城市群高校空间集聚效应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在高校分类发展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建立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探索跨区域人才流动的财政补偿机制,建立公共教育服务共享平台和科研创新协作网络,实现高等教育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点—线—面”特征分析

促进城市群城市经济均衡一体化发展对实现区域经济更高质量、更具效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发挥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选用京津冀城市群2014—2021年相关数据,利用断裂点模型和辐射场强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格局的“点、线、面”要素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强极核”模式凸显,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且差距持续拉大,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突出但彼此之间实力悬殊;中心城市的辐射强度均有所上升但变化幅度差距较大,辐射方向均呈放射状向外围扩散,形成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腹地呈现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与唐山四点构成的菱形结构为支撑,其他中小城市为重要节点的辐射空间格局,不同中心城市辐射腹地彼此融合、相互嵌套,通过以“点”突破、以“线”联通、以“面”扩延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五大城市群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韧性监测与预警研究

本文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韧性演化过程,识别包括多样性、网络性、进化性、流动性、缓冲性等韧性特征,建立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预警体系。实证分析2018—2021年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五大城市群的情况,得出以下结论:①就时间推移而言,各城市群韧性值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缓冲性维度值也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表明各城市群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②就空间分布而言,各城市群韧性值差异波动较大,表明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体系,加强人才和教育培养支持力度,建立健全韧性监测与预警体系。

内蒙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提升集聚力策略研究

依据各地资源禀赋、承载力和区位条件,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结构,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高水平保护良性互动。本文分析内蒙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人口经济集聚态势,研判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面临的问题挑战,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群集聚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力资源体系研究

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在城市群集聚发展趋势下,为着力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引导作用,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源体系进行研究是当务之急.以岳阳市为例,对岳阳人力资源体系进行了横纵向对比分析,并从具化人力资源体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强化人才资源集聚、孕化人与自然和谐四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加大人才队伍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具体策略,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力资源体系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考虑不同投资模式的城市群绿色物流中心选址模型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群之间的物流运输活动日益频繁。然而,上述活动产生的大量碳排放给城市群物流系统的低碳运营带来了挑战。根据上述背景,我们调查了三种不同投资政策(i.e.,非预算共享机制、集中预算共享机制和条件预算共享机制)下的城市群物流中心选址问题。利用含有均衡条件的数学规划,我们实现了对三种投资情景的数学建模。基于起作用集算法(ASA)框架,一个能够求解模型局部最优解的算法被设计来实现模型求解。以中国长沙–株洲–湘潭地区为例,数值实验被开展以评估三种投资方案的有效性。

以城市群建设提升中心城市在东北振兴中贡献度的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建设哈长沈大城市群对提升中心城市在东北振兴中的贡献度的策略。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接着,提出整合哈长沈大城市群的具体思路与举措。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城市群在东北振兴中的贡献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整合壮大城市群,可以形成内在动力,提升发展能级,为东北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奠定基础,同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向北开放的重要举措。

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非均衡影响——基于广东省样本研究

本文基于“多中心-外围”城市群理论模型,利用2005—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影响的机制与效果。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且这种影响在城市群内呈现非均衡表现;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和人口转移对城市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高铁对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建成时间的影响,在高铁建成的第二年中心城市产生“聚集效应”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从第三年开始逐步转化为“辐射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快广东省高速铁路建设速度,促进城市群之间互联互通;高铁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防止外围城市资源过度流失;同时,外围城市也应做好承接准备,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城市更新会改善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吗?

面对城市可利用新增土地日益减少和城市群内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的双重困境,通过城市更新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失为一道良策。利用2006—2020年我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检验城市更新对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更新显著缩小了核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尤其在沿海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城市群边界地区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发现,通过城市更新,外围城市强化了生产性制造功能、投资吸引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进而缩小与核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但核心城市实施城市更新后,其生产性服务功能并未得到显著增强。研究结论为改善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制定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识别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较高层次的空间组成形式,其城市韧性的提升对建设韧性城市、促进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测度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并识别其障碍因子,构建了城市群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11—2020年各城市分系统韧性和复合系统进行分析,进一步使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位于中等韧性水平,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西低,中间高”的倒V形。具体而言,经济系统韧性以较低韧性水平和中等韧性水平为主,社会系统韧性以中等韧性水平和较高韧性水平为主,生态系统韧性以较高韧性水平为主,而基础设施系统韧性则主要分布在较低至较高韧性水平之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全社会用电量因子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从分系统来看,社会系统始终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关键系统。研究表明,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