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由不同发育程度、不同等级、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成因和空间区位的城市群,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有机耦合而成的空间聚合体和综合集群体。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综合分析,得知世界城市群结构体系正在形成,城市群间的等级职能正在参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进行重组,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由28个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组成,目前尚处总体发育雏形阶段,但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战略支撑点和增长极点,主宰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根据城市群发育程度指数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3个城市群,二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11个城市群,三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14个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且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并呈现出发育的阶段性、总体分布的不平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内部集聚的异质性和明显的分化性等空间分异特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理论的多维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形成发育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竞争性研究,加强对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国际化、全球化与动态监测研究。

行政区划变动与城市群结构变化研究——以宁夏中北部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

河南省陇兰沿黄地带城市群结构研究

作者从等级、空间、职能、规模等方面对河南省陇兰沿黄地带城市群的结构进行了认真分析,找出了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而提出了调整意见。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影响

本文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空修复理论与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将科技创新的内生性与外部性纳入统一的理论机制中,提出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会对城市群结构体系呈现U型作用关系。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非线性估计考察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影响关系,创新性地由历史维度工具变量(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中国古代城市城墙数据)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展开内生性检验识别,并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结果表明:①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经济等级结构呈现出U型作用,对城市群首位度呈现出倒U型作用,表明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变化呈现出先集聚再扩散的演化逻辑;②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结构体系之间呈现U型结构关系,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识别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动态影响变化点的阈值范围为13158项发明专利申请。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机理——基于要素转移与共享的视角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成本,带来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网络效应会强化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城镇发展的不均衡。传统基于地点可达性测度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作用”理论难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网络效应。本文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基于“转移型”(具备时空排他性,例如资本与劳动力)与“共享型”(无时空排他性,例如信息与技术)两类要素流,解析“高铁网络–要素转移与共享–城市群空间结构”级联作用路径;以武汉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利用互联网位置服务平台提供的人口迁徙等大数据资源识别并测度城镇间要素转移与共享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空间交互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高铁网络对要素转移与共享,以及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从周边中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转移,从而对武汉市经济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挑战;同时,高铁也促进了信息与技术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给地区经济转型带来了机遇。本研究克服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类型“流数据”造成过度简化城镇间交互作用的缺点,尝试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提供政策参考。

城市群结构及其交通需求特性研究

本文首先辨析了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定义,然后分析了城市群结构特征以及在不同结构下的交通需求特性。论文分析了城市群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互动关系,并在总结日本东京城市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发展的若干经验与建议。

基于城市流空间的城市群变形结构识别——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在城市流的作用下发生剧烈的变形。基于长三角城市流的测度和关系矩阵构建,通过流要素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从"节点-联系-格局"3个方面识别流空间下城市群变形结构。研究表明:流空间下城市中心性层级特征变化明显,中间层级的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局域范围内城市流网络仍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制约,但高等级城市流具有跨地理空间流动特征;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呈"异化"发展趋势,表现为中心城市的集聚组团以及边缘城市的分散偏离。

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系统动力学仿真

通过构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借助Vensim平台与政策模拟方法研究了3种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模式,比较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向位序-规模分形分布的演进模式最利于促进城市群经济长期增长。降低生产要素迁移障碍、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提高城市间贸易强度、扩大政府支出等措施能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但会阻碍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而扩大城市间地价差距、增强风险投资、提高教育投入、增强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知识溢出等措施能同时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为了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需要努力培育风险投资和构建有偏向知识溢出网络。

北部湾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北部湾城市群不仅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极化区域,而且也是承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和加工出口的枢纽区域之一。从空间结构优化视角对北部湾城市群进行系统研究,对于探讨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组织优化路径,增强区域竞争力和辐射力,促进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北部湾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3)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城市群多中心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区域,明确影响城市群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推动城市群低碳建设关乎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因素——城市群空间结构,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尚不明晰。该研究首先利用夜间灯光数据,首次实现对“十四五”规划中全国19个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长期评价。在此基础上,构造2000—2020年城市群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探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识别检验其内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19个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多中心性增强,沿海城市群尤为明显。②与单中心空间结构相比,城市群多中心发展更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③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减排影响部分通过促进产业分工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空间结构的碳排放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市场一体化与多中心发展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因此,本研究认为推进构建多中心城市群有助于实现减碳和发展的双赢。但就目前部分城市群的单中心尚未发育成熟的基本情况,多中心不应成为一刀切的减碳策略,更需重视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并打破市场分割,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由市场引导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从而推进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使用2003-2016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测度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系统考察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城市群规模、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后,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倒“N”型特征,即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此外,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城市群的单中心程度在一定区间(0.6206<mono<1.6603)时,进一步的单中心集聚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否则,多中心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因此,因地制宜地优化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区域治理模式的协同演化——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区域治理模式之间存在协同演化关系。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阶段性的演化过程,城市群区域治理模式经历了行政区行政、区域行政、区域协同治理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区域治理模式协同演化过程的研究,探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区域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的协同演化机理,二者之间呈现出"不协同-协同-不协同"的螺旋协同演化轨迹。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区域治理间保持良好的协同演化关系是促进二者协同演化的关键,需要不断的调整区域治理模式,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规模重构分析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最高战略,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群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构建城市群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客观需要。长株潭对湖南来说应讲两句话,作为省域核心增长极,要讲一体化;作为省域核心城市群,要讲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这就需要对其实行新的提质和超越,构建长株潭大城市群,从而筑起湖南新一轮财富增长的高端载体。

关中城市群多维轨道交通与城市群空间结构适应性分析

文章通过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网络、多维轨道交通网络三个层次,对关中城市群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适应性进行分析,发现关中城市群城市间联系不紧密、缺乏高等级路网、路网密度较小、城市群轨道交通网络规模与城市群经济不匹配等问题,并提出协调策略促进轨道交通建设。

城市群空间结构与消费潜力释放:扁平化还是中心化

推动城市群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是释放国内消费潜力的有效手段。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思想,本文构建用于分析中心城市极化对城市群消费潜力影响的理论模型,选取十大城市群内17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程度与城市群消费潜力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极化结构通过产业布局的横向和纵向效应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且中心城市存在一个最优产业结构,而无序的产业集聚不利于整体需求增加;削减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入作为间接影响机制,能够促使中心城市拉动城市群消费潜力;中心城市定位与城市群发展阶段也会影响消费潜力释放。中心城市的极化程度影响城市群内部分工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反映在产业和劳动力需求扩张上。因此,培育城市群中心城市向超大、特大城市成长,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产品和要素的流通效率,都有助于释放城市群的消费潜力。

辽中城市群空间协调规划

通过对国内城市群空间规划内容的分析和辽中城市群空间结构规划的实践,提出城市群空间结构规划应从城市群整体、都市区、城镇个体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研究。其中,都市区层次应作为城市群空间结构规划的基本内容,重点进行研究。都市区空间规划主要通过对都市区内城镇个体的相关规划要素在空间上的协调,以达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的。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空间扩张模式与形态的影响——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比较

城市群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也是空间扩张最突出的地区。然而受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底层影响,其扩张模式和形态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在定义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应用夜间灯光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空间扩张的模式和形态。结果表明:(1)两大城市群均以边缘式扩张为主,飞地式扩张为辅。2011—2015年,兰西城市群飞地式扩张高于宁夏沿黄城市群,2016—2020年,宁夏沿黄城市群飞地式扩张较突出。双核心-双省份城市群更偏好在异地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单核心城市群偏好空间蔓延。填充式扩张普遍不足,表明城市群空间融合态势较弱。(2)斑块个数NP和斑块加权平均分维度FRAC_AM兰西城市群高于宁夏沿黄城市群,而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NSION、斑块聚合度指数AI、斑块密度PD兰西城市群均低于宁夏沿黄城市群,说明双核心-双省份城市群扩张更明显、形态更复杂,破碎化程度更高,空间离散性更突出。NP、PD指数递增,而AREA_MN指数递减,AI、COHENSION指数先升后降,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双核心-双省份城市群变化速率较快,暗示双核心、跨省区的分布特征,实际上降低了斑块密度、抑制了斑块的聚合、拉大了斑块的分离,更不利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战略途径——一个基于文献的评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定位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文献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结构、城市产业分工与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城市群建设的3个重要维度,这3个维度的发展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集聚效应、外部性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对城市群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效率和人民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着力抓好这3个维度的发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持续的制度创新,优化大湾区城市群规模分布结构,推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高效的产业分工关系,并实现城市群公共产品的协调供给。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联系分析

手机信令数据可以反映城市间的人员流动,通过相应的算法和约束条件可以通过人流活动轨迹和活动强度反映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城市群间的联系量和联系方向作为空间联系衡量的指标,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空间联系。结果表明:联系量表征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以邻近联系为主,跨越行政区的联系略显不够;吸引量表征的城市吸引力中,吸引力强、等级结构高的区县多为人流活动频繁的市辖区;对外联系流向表征的优势流中,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临沂市在优势流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处于城市群等级结构中的第一级城市,泰安、烟台、菏泽、聊城处于城市群等级结构中的第二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