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行政层级视角的人口流动影响机理研究

文章以中国特有的城市治理结构为背景,从城市行政层级角度构建了人口流动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06~2015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统计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行政层级作为中国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的制度性根源,对流动人口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流动人口"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商品房价格分别对流动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拉力和反向推力,但城市行政层级会削弱"用脚投票"机制作用的力度与强度,因此,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机制是一种行政层级制掣下的"用脚投票"机制。此外,城市间人口流动还存在明显的惯性,强化了流动人口向高行政层级城市集聚的趋势。

我国不同行政层级城市房价收入比研究

国际上通常认为房价收入比在4-6是合理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超出这一合理区间则有产生房地产泡沫的趋势,房地产市场也将处于不健康的发展状态,但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划分的特殊背景,在这一指标的运用上要慎重对待。本文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所属的行政层级来考虑房价收入比指标,认为房价收入比在衡量我国不同行政层级城市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程度时并不完全适用,不同的行政层级城市其具体情况不同,在运用这一指标时要根据其所属行政层级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必要时也要引入其他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城市层级、融资能力与都市圈协同发展--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空间政治经济学聚焦讨论了与城市发展和平衡相关的议题,但少有研究聚焦城市层级对城市发展及空间失衡的影响。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能力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层级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并展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城市因行政层级带来的融资优势,在东部最小,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则最为显著,呈现出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平衡发展政策减少了东西融资差距,弥补了部分落后城市的融资劣势;高行政层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经验支持;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城市因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更易具有融资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和可持续性,应在既有的纵向支持体系下,通过设计顶层政策支撑,逐步建立以高行政层级为中心的城市间横向支持体系,最终实现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与共赢。

高行政层级城市是否更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本文研究发现,与进入其他城市相比,进入高层级城市后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缓慢。在中国独特的城市行政层级架构下,企业设址在高层级城市可通过资源行政配置获得更多好处,企业为争取更多资源可能会迎合政府的各种诉求,导致资源错配,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新企业选址时的权衡,并考察了它们进入不同层级城市后对政府特定目标的响应行为,证实了上述假说,揭示了中国高层级城市中企业集聚和生产率溢价的特殊之处。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9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