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行政级别、数字经济与要素市场扭曲

市场失灵和行政性因素都会导致要素市场扭曲,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弥补市场失灵改善要素市场扭曲,但要素在高行政级别城市的过度集聚会破坏数字经济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的机制。采用2011—2019年27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市场扭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影响主要源自对劳动要素市场扭曲的加剧,且劳动力集聚程度越高加剧效应越强;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市场扭曲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影响主要源自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对于流动性较强和数字经济渗透度较高的资本要素,数字经济的市场扭曲改善效应较大(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而要素过度集聚对数字经济改善市场扭曲机制的破坏较弱(在高行政级别城市中)。因此,应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以完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促进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从高级别城市向低级别城市的自由流动,以推进劳动数字化智能化增强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渗透度,进而有效改善要素市场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城市行政级别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人才集聚的视角

城市行政级别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为了从人才集聚的视角探析城市行政级别影响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行政级别、内生技术进步和人才纳入并构建一般均衡框架,通过一个跨区域的两期模型来分析行政级别和人才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利用2011—2020年全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借助熵值法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并进行创新能力水平的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人才集聚是行政级别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同,相比普通地级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需要创造激发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明确本地条件以落实差异化战略,也需要探索市场与行政的“无缝衔接”。

城市行政级别、资源集聚能力与房价水平差异

在严格的城市行政等级管理体制下,我国城市房价水平与城市的行政级别关系密切。城市行政级别通过影响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和住房需求,进而影响住房价格。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各异、住房需求不同,导致房价水平呈现较大的差异。但是,同一行政级别城市间的房价水平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使用2005—2012年全国7O个大中城市市辖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经验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差异是引致城市间房价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为此,需要对不同类型城市实行分类指导,实施差别化的调控措施,缩小城市间的房价差异。

城市行政级别、贷款规模与服务业发展——来自285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

城市行政级别是政府行政干预的产物之一,本文使用中国285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城市行政级别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特别关注到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背景,在金融对服务业的影响机制中,我们重点考察了城市行政级别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结果表明,金融对服务业的作用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稳健性分析表明,以正部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城市行政级别越高,金融的促进作用越大;以副部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城市行政级别越高,金融的促进作用越小。暗含的寓意是,城市行政级别中隐含的官员政治联系可能会对经济有帮助。同时本文认为,城市行政级别其实是内生于市场中的,建议在级别设定时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

城市行政级别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更有助于创新"一直以来是学界和政界均高度关注的城市发展焦点问题。基于文献梳理提出了城市行政级别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假说,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行政级别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1)企业创新绩效与其所在的城市行政级别高度相关,平均而言,位于城市市辖区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比位于县城城区和乡镇的企业分别高出约29.67%和34.37%,但是位于县城与乡镇的企业创新不存在统计差异;(2)城市行政级别的创新效应非常显著,整体上随着城市等级提升而增强;(3)资源配置能力与集聚效应可能是行政级别较高地区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

国有企业政治资本和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资源获取

本文以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其政治资本的重要指标,同时将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视为影响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关键因素,使用2013—2019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和所处城市行政级别对其经济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强,便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也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将企业分类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所处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自身政治资本的作用有限;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而国有企业所处城市行政级别的作用有限。

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效率

文章在对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效率关系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5-2016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级别越高的城市促进作用越明显;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受到城市级别的影响;城市规模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效率存在倒“U”型的关系;城市“级别规模”的协同作用对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我国要合理规划、引导城市朝最优规模发展;规范不同级别城市的权限,减少过度的政策干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地区间互联互通建设等。

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度对区域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理论对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展开分析。从政府作用、市场因素两个维度,由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两个不同视角分析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影响的空间效应。文中认为,城市行政级别对区域收入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城市行政级别对区域收入的间接推动作用同时具备地理区位与经济联系的特征相关性;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的提升具备直接与间接上的推动作用,但其间接的带动作用取决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具备正向的交互推动作用等4个研究假设。研究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LSDV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研究进一步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实证结果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研究针对所得发现进行讨论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与金融集聚

随着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集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2003—2013年各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城市,实证检验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产生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产生的影响不大,只有在东部城市中才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东、中、西部出现的回归结果不同,说明我国金融集聚存在空间异质性的特点。根据回归结果,提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健全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以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

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11-2017年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混合效应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城市行政级别与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和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行政级别与产业集聚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的影响会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间接促进作用;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城市行政级别通过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起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则不显著。

城市行政级别对引进外资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对城市行政级别对引进外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作用越强,在城市级别较低时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正向影响。

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随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但是经济增长红利及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却存在地区间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国内这种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尝试从城市行政级别和产业集聚的视角来看待国内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城市行政级别作为政府干预的载体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极少被关注,本文认为城市行政级别和产业集聚能够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会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间接影响,希望通过对三者作用机制的研究能够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有所启示。

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群经济发展——来自285个地市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城市行政级别是政府干预的产物之一,本文以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全样本分析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可知,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越好。政府行政干预不仅直接影响经济,而且还通过间接作用于人口、投资、财政支出等内容来影响经济,且这种间接影响表现为城市群的差异化特点,如城市行政级别对投资的干预在长三角城市群最强,城市行政级别对政府支出的干预在京津冀城市群最为明显等。

城市级别对于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老工业城市要寻求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中国独特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角度出发,采用2003年至2016年间中国116个老工业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讨行政级别与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显著影响。这意味着,行政级别越高的老工业城市,其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越好。此外,城市创新能力在行政级别影响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把创新作为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引擎,增强老工业城市产业创新的竞争力;其二,持续深化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高质量建设,把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其三,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工作原则。

工业化、全球化与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的演化与发展

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需从优化全国各个城市群空间格局入手。单中心和多中心是城市群的两种基本形态,其中多中心城市群符合国家提倡"大扩散、小集聚"的区域发展思路,代表了城市群的世界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中国所有城市群均具备发展多中心的条件。在辨析城市群效率机制的基础上,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动力,同时纳入对外开放、区域一体化和行政干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进程主导了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化,且其演化趋势并不是单向的,工业化先推动城市群趋向单中心,到一定阶段后又推动城市群走向多中心;区域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同样不是简单地促进或抑制城市群多中心化,而是因应城市群的演化趋势而发挥作用;城市行政级别作为看得见的手,显著迟滞了城市群及时向多中心结构转化。这一研究反驳了中国城市群已整体进入多中心时代的观点,主张不同城市群应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又适度前瞻地制定城市群发展规划。

城市级别、议价能力与出口税收负担:行业空间分布视角

城市的行政级别是关于地方到中央决策中心远近的度量,决定了各个城市在国家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议价能力强弱。本文以2004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转型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行业议价能力对不完全退税形成的出口税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退税政策调整后,较多分布于高行政级别城市从而议价能力较强的行业,所需负担的出口税相应较低;这种影响存在生产阶段异质性,在产业链上游端更加明显;行业议价能力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组织资源禀赋路径实现的。

城市化、大城市化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变动

本文旨在研究城市化及其不同路径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本文证明城市化率、城市密度和人口大城市化率提高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正向推动作用,且人口大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高于单纯的城市化。产出大城市化率变动对地方政府规模有U型影响。中国大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高行政级别城市的膨胀实现的,产出大城市化率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受人口大城市化率的影响。本文用中国1998—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对该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高度吻合,且结果是稳健的。在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本文为中央政府通过优化城市的布局和形态,从而实现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控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及优化对策

文章基于DEA框架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型,研究我国政府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财政资源的配置效应及优化对策,并从城市行政级别、企业股权性质、政治关联等方面对企业创新绩效、财政资源的错配和调整进行分析,检验财政资源优化调整策略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投入冗余情况较为严重,可以通过资源再配置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弱化资源错配,且该对策与现行产业政策高度一致.此外,政府财政资源分配会向高城市行政级别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倾斜,但未能引起期望产出的增加,也没有激发其创新绩效.最后,城市行政级别会加剧财政资源的扭曲度,政治关联能够降低财政资源扭曲度.文章研究不仅揭示了我国财政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对财政资源分配体制的改革和促进企业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