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建设、环境审计与企业碳排放--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1年深沪两市A股工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将三次低碳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递归式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机理及环境审计在此过程中的交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碳排放量,且该效应在高碳行业企业、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低碳城市试点与环境审计在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存在互补关系;(3)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减碳方面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加剧还是抑制

为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中国逐步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该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何,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该研究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2006—2021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Dagum基尼系数,并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下降了0.9%。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抑制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效果,通过环境治理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来实现。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初始收入分配禀赋、劳动力资源配置、碳强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初始收入分配禀赋低的试点地区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试点地区有着更好的效果;对碳强度高的试点地区没有明显效果。④进一步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提高试点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起,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平均提升了0.5%。基于研究结果,总结提出:持续推进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深化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地区环境治理投入机制,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梳理收入失衡地区分配结构,引导资源错配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关注碳强度高地区的就业问题。

低碳城市建设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响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及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的开展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促进试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通过创新能力要素集成、决策制约与治理改善、机会识别驱动等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企业ESG软监管绩效评级、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此外,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对位于高城市数字化环境水平、处于业绩逆差、 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低碳城市试点产生了促进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追赶效应,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朝着“专精特新”化方式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路径。基于2006—2020年的城市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低碳试点城市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和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且对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研究建议持续扩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推行范围,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绿色转型。

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实现城市绿色转型是“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之一,以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城市绿色转型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非试点地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就业水平,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等渠道发挥就业创造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存在于服务型行业以及非资源型、新型基础设施较好、政府创新偏好较强和经济禀赋较好的地区。本文从就业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不仅为破解“低碳”与“发展”的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新时期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与就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6—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作为根本研究方法,实证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伴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服务效率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增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创业活跃度为影响渠道,对共同富裕产生助力作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不仅能对本地区共同富裕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可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作用,且该外溢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显著。据此,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

环境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环境政策效应及机制一直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外部效应作为研究视角,基于2006—2019年285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交错DID模型探讨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通过政府自发治理、诱导企业绿色创新、公众行为驱动3种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状况较好、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基础低以及主政官员晋升激励高的城市对“同伴效应”更加敏感;“同伴效应”的调节效果是基于周边低碳城市试点的数量和建设质量给邻接城市政府传递规范压力,进而激励同伴城市碳减排。区分同伴压力来源后发现,“同伴效应”更多来自同省内试点城市的“标尺竞争”。

低碳经济转型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来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环境治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依托低碳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必然对经济社会产生多维度影响,其中在实现“双碳”战略同时能否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成为热点议题。本文结合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构建低碳经济转型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1年29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识别其消费升级效应。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相较于非试点城市,低碳城市对居民消费升级提高近53.28%;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活力、市场化水平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消费升级过程中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对此,应构建并完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体制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加快数字新基建发展,更好释放低碳城市的消费效应。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和动力源泉,更是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该研究采用2006—2021年中国110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从空间溢出视角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建设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尤其对城市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驱动效应更强。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存在“本地-邻地”的空间溢出,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向空间相邻城市溢出“政策红利”,激励空间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且“政策红利”主要提高了空间相邻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3)时空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在资源型城市中的政策激励效应存在时滞性,在政策实施后的第5年开始逐步增强;该效应还存在城市发展阶段和初始绿色创新水平的异质性,其在成熟型城市、再生型城市以及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且政策激励效应的空间正向溢出在再生型城市和绿色创新高水平城市中更显著。(4)机制检验表明,低碳城市建设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经济集聚程度,从而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5)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政策试点范围的扩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显著的推广效应。该研究拓宽了低碳城市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为夯实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现有成果、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2005—2020年24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城市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并建立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显著提高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对高水资源禀赋城市、高碳排放城市以及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影响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通过污染企业退出和绿色技术创新两种作用机制提高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低碳试点城市所采取的规制型政策工具对污染企业退出影响显著,而激励型政策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显著。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动力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我国2010年开始推行的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3-2018年25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低碳城市试点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机制。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利用中国2010年开始实施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采用PSM-DID方法、更换关键变量衡量方式、加入宏观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技术人员人数,有助于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新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低碳排放企业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

区域创新政策何以有效推动城市创新?——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利用LDA主题模型分析区域创新政策文本内容并提炼政策主题,基于2005—2019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区域创新政策推动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政策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政策空间效应影响城市创新;创新政策对于沿海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的创新能力促进作用最强,对于较大规模城市的影响效应更大;产业结构越高级的城市,创新政策的实施越能有效提高该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加强创新激励力度,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健全政策评估机制,重视城市间知识溢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支持实现其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科技支出较高与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低碳赋能增效: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绿色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提出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准确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环境福利绩效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大有裨益。本文从低碳城市建设的现实背景出发,就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环境福利绩效的潜在影响进行规范阐释,并采用混合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环境福利绩效进行准确测算,从而运用双重差分法就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福利绩效,该结论在进行前提假设检验以及构造组别–时期估计量、插补估计量和堆叠回归估计量进行政策处理效应异质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和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福利绩效具有更显著的提升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绿色技术和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环境福利绩效,并通过加剧资本错配降低环境福利绩效。空间效应分析表明,在经济地理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和方言社会网络空间权重矩阵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周边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环境福利绩效之间关系提供新的文献证据的同时,也为建设低碳城市、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和提高居民环境福利提供了学理支持与决策参考。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②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③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试点目标;另一方面,应促进地区间试点经验和创新资源的交流,合理安排创新资源的投入水平,避免“洼地效应”和“虹吸效应”的产生。

“双碳”目标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我国三批低碳试点城市为例,基于2006—2020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ID模型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总就业及不同产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能显著提升城市就业水平,但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其对于第二、第三产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显著,采用多种方法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是影响就业的两个重要传导机制,其中产出效应有利于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而要素替代效应则会阻碍第三产业就业水平提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不同规模、区位和资源类型城市中对就业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量?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实践经验。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成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和资源禀赋异质性,其对城市碳排放量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更明显;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城市碳排放量。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因地制宜地完善各地区的低碳发展模式,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更好地实现碳减排效果,构建区域间减碳协作机制,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提供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