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边界:城镇化与城市际性的演变

城市间的互动往来不仅体现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文化、思想、情感、精神等层面,且它们错综交织而难分。城市际性问题归根结底是边界问题。去边界化、去中心化、去同质化是未来城市际性研究和实践要考虑的三个关键问题。随着城市和区域流动日趋增多,虽然城市空间和活动交互频繁,但还是城市中人的交互作用。城市际性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仍是核心。打破学科和地域界限,使思想、知识像其他要素一样自由流动,才能从实质上推进城市际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隔离的城市际性与都市圈一体化

中国的区域一体化面临体制与条块分割、诸侯经济导致的地方性集体自私与公用地悲剧的挑战。不仅城市之间有制度隔离,而且城市内部也有体制隔离,仅从交通一体化与城市内部同质恶性竞争角度考察,城市际性视野下的都市圈一体化需付出极高的经济与制度成本,甚至时间与健康成本。同城化效应被严重夸大,中短期内一体化实践依然只是一种美好设想。城市际性中隔离远大于融合,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有大量的制度藩篱需要拆除。政府应在促进制度与文化融合上多下功夫,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调下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

"城市际性"是一个新生概念,它可以很好地描述和分析都市一体化及都市圈背景下的中国都市间关系。中国城市际性的实践基础包括:高速高效的城际交通、时空压缩及不同都市在事实上的同城化;城市际空间生产及不同都市发展的联动与融合效应;全球化格局下城市际关系对既有都市精神文化的重构。典型的城市际性主要存在于都市圈的核心地带,城市际空间的生产造就了新的都市空间,并带动都市本身的拓展变化,包括原有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城市规划及城市管理者应当自觉理解和应用城市际性,推进都市际性以及都市本身的发展。与培植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空间一样,培植具有全球化功能及价值的都市际性,应当成为发展和巩固世界市场、包括应对美国所谓逆全球化战略的基本方略。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城市际性不能泛化和滥用,其总是受到农业、工业等生产空间以及国家整体发展程度与限度的制约。

“城市际性”概念的效应与限度——关于“城市际性”概念讨论的回应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都市价值观与都市个性。

从城市际性到有机城市

城市际性概念为我们理解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新视角,让我们更加重视关系性城市、城市际空间生产和城市的地方性。但是,这也可能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城市际性的使用范围可能不够明确,不一定能解决都市一体化和都市圈发展中的问题,实际效果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城市际性概念也给我们启发:其实问题应该是现代性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更好地进行,我们需要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有机城市的研究。我们必须解决中西城市话语的裂隙,中西城市有区别,但是也有共性。走向有机城市,就是要重视城际、人际、城人之际的有机的联系,重视空间正义,重视城市的诸多因素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澳门电影“后九九”现象与“城市际性”建构

回归后,澳门电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时也彰显出愈发明显的短板。这种短板,不仅仅体现在影片的技术美学层面,也存在于影片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本文聚焦澳门电影的"后九九"现象,并在"城市际性"的讨论,以及对台湾电影"在地性"的借鉴性研究中,探索澳门电影的新可能。

城市内性与城市化新解

“城市内性”概念用以描述城市在空间、资源、资本、技术、权力、人口等城市要素方面的聚焦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的内在性、内聚性及内生性。城市内性既蕴含在城市社会关系及其建构中,也表现为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核,特别是城市认同。城市际性会倒逼城市内性,但城市内性是现代城市自身发展的结果。对城市内性的把握,应置于开放和流动的都市论域,要扬弃城/乡二元思维。传统的城市中心广场构成城市的地理及人文中心,但都市扩张形成的差异性的城市空间,也要求得到城市内性的理解,都市扩张中的城市病及其空心化现象,是城市内性缺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