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社会支持体系与城邦救济机制

古希腊的社会救济主要依靠社会支持体系、公共支持体系以及城邦救济机制,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家庭支持与社会共同体支持,公共支持体系包括共地支持、自愿捐献和公共慈善,城邦救济机制包括国家薪金与工作救济等,构成一种以社会支持体系为基础,公共支持体系为依托,城邦救济机制为支撑的社会救济体系。正是上述社会支持体系、公共支持体系与城邦救济机制,使得古希腊虽然没有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贫困,并为西欧社会的贫困治理奠定了文化基因。

城邦、政体、教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三一结构

如果不考虑原初样态等因素,仅从现存文本的分析出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分为三个论题单元:第Ⅰ~Ⅱ卷为第一单元,论题为城邦;第Ⅲ~Ⅵ卷为第二单元,论题为政体;第Ⅶ~Ⅷ卷为第三单元,论题为教育。这三个论题之间为互涵、互摄的关系,可称之为三一结构:在第一单元,城邦等于政体;在第二单元,政体决定城邦;在第三单元,教育实现最好城邦和最好政体。教育是《政治学》全书的顶点,是古希腊政治文明传统的核心,是耶格尔所谓的“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如是理解,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难题。

走向集权:古希腊城邦体制转型的斯巴达范式

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前4世纪早期,斯巴达在外忧内困的交互作用下,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改革使庇里阿西人、黑劳士、外邦人等成为公民,“新公民”的经济实力更弱,政治权力更小、社会成分更复杂,公民兵也因此成为领取薪水、服从个人的军队。在改革中,斯巴达的双王制度、监察官制度逐步被取缔,至纳比斯建立了彻底的集权统治。改革使斯巴达国力一度得以恢复,再次成为希腊世界有影响的城邦,同时也受到部分其他城邦,尤其是希腊社会下层的欢迎。斯巴达的道路为这些城邦提供了可选择的范例,“走向集权”也成为的古希腊城邦体制转型的范式之一。

古今政治社会的比较——以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和洛克的“政府观”为例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和洛克的“政府”各自代表了古代和现代政治社会的内涵。在起源上,前者源于自然,后者源于契约;在目的上,前者追求整体至善,后者保护公民权利;在基础上,前者基于一种整体主义,后者基于一种个体主义。探讨两类政治社会的差异,有助于呈现人类不同政治组织形式背后体现的精神追求、价值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进而理解西方政治观念的演变历程。

古希腊城邦锡拉库萨 寻找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公元前734年,古希腊人建起一座城邦——锡拉库萨(别称“叙拉古”),后成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阿基米德是它的“代言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也曾在这里取景。海浪拍岸,教堂的钟声传来远古的呼唤,这座古老城邦的一切,都像定格在了老电影的慢镜头中。

英雄、正义与共同体:荷马时代的道德与城邦

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是否具有道德意识?部分学者认为,英雄们完全缺乏合作与共同体意识,只有耻感和竞争。耻感文化理论的确反映了荷马笔下英雄们的某些特性,但完全否认英雄们具有合作与正义观念,走得太远。在分析阿克琉斯与阿家门农的争吵后,可以发现荷马描写的英雄们身上确有任性自为的一面,他们偶尔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所谓尊严,置共同体利益于不顾。但荷马提供的其他资料表明,部分英雄们有明确的是非意识和对共同体的关怀。有关涅斯托尔和波里达马斯两人道德观的讨论,表明他们具有较强的城邦意识;阿家门农与阿克琉斯也在经历痛苦的抉择后,重新选择以共同体利益为重。在《奥德赛》中,初生的城邦正义理念已然萌生。荷马社会的道德观念,如同荷马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成为古典希腊城邦即将来临的预兆。

体育竞技与城邦政治——以奥林匹亚赛会上的亚西比德为例

奥林匹亚赛会是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的竞技场。亚西比德在奥林匹亚赛会的战车比赛上大获全胜,赢得了威望和地位,得以成功领导西西里远征,体育竞技为他在雅典城邦内部的政治角逐提供了助力。同时,奥林匹亚赛会也是希腊邦际外交的舞台,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势力集团在赛会上明争暗斗。亚西比德的成败与奥林匹亚赛会的特殊性质有关,奥林匹亚赛会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其泛希腊特性与城邦政治相结合,成为亚西比德的秀场,但在亚西比德因渎神案而失势后,那场胜利成了他政治野心的佐证。古代奥林匹亚赛会的政治性,既给了亚西比德运作的空间,也影响了他与城邦的命运走向。

在城邦之神与哲学之神之间:苏格拉底之死的信仰反思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思想史中的重大事件,围绕城邦的政治、哲学、宗教关系,引发西方文化观念的内部纷争。雅典城邦是苏格拉底生活其中的公共权威,城邦之神是团结民众的公共信仰;苏格拉底坚守哲学之神的个人信仰,被民主派指责威胁城邦之神,两种神的对立体现为哲学与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格拉底作为公民有责任维护城邦的公共权威,服从城邦的法律审判,支持城邦的公共信仰;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坚守心中哲学之神,捍卫个人的独立理性也是其内在追求。面对雅典城邦民主派的攻击,苏格拉底接受死刑判罚,完成对于城邦忠诚与哲学信仰的双重殉道。

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柏拉图正义观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篇著名的对话录,在这本对话录中,柏拉图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正义的理想城邦,并提出正义的本质是整体的和谐,柏拉图的正义观是构建正义城邦的基础。对于柏拉图的正义思想,我们既要看到其局限性,也要看到其合理部分,深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和正义城邦思想,对我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学西渐:腓尼基人对希腊城邦形成的影响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古代希腊文明是一种自发的原生文明,很多西方学者都以希腊文明的这种纯粹性和经典性为骄傲。进入20世纪,一些学者的考证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纯正的“幻象”,人们开始慢慢认可古代近东文明对希腊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逐渐地承认了古希腊在文字、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对近东文明的学习和借鉴。但是,在西方学者最引以为豪的城邦政治方面,许多古典学者仍然坚持希腊创造论或希腊奇迹论,无视腓尼基人与希腊城邦制度之间的联系,忽视了近东文明对希腊城邦制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爬梳史料、考证分析,能够发现在城邦政治方面,近东地区的腓尼基人可能也对希腊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希腊城邦体育运动的文化探析

体育运动是古希腊城邦的自身事务之一,城邦通过体育运动向公民传达着政治理想和精神述求,只有人才会用思想和身体去感受体育。站在城邦体育的视角,探寻人与体育运动的独特关系。人是天生的体育动物,在古希腊城邦的德性面前,体育从野性向理性升华,成为城邦生活支柱之一。

《城邦恩仇记》的跨文化改编和主题创新

评剧《城邦恩仇记》既是对古希腊三联剧《俄瑞斯忒亚》的跨文化改编,也是中国戏曲舞台上具有独立美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当代经典。对于古希腊三联剧《俄瑞斯忒亚》而言,此类跨文化改编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明的互视与交流,既是一种致敬和再访,也是一种创新和拓展。作为跨文化戏剧改编的成功范例,文化融合和主题创新是《城邦恩仇记》的总体改编策略,两者互为表里,且以后者为核心,即在保留原剧基本情节的同时,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原则对原剧的主题进行“再”扩展与“再”阐释。这表明跨文化戏剧的改编只有建立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杂糅中,才能实现两种戏曲(戏剧)形式、两种文化的有益跨越。

春秋:城邦社会与城邦气象

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 ,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 ,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 ,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 ,形成这一时期文化风韵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代是典型的城邦时代 ,礼乐文明是以城邦文明为基础的。春秋时期完成了哲学的突破 ,以史学家为主体的哲学集团实现了哲学从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 ,哲学达到了体系性的成熟。国史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时期城邦史学的成熟 ,城邦史学的建立是以城邦自立为前提的。春秋还是君子人格的成熟时期 ,君子由阶层的意义转向道德的意义 。

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中的张力分析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路径和自然主义的演进方式塑造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政治观,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目的论路径展示了城邦超越、自足、理想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方式蕴涵着城邦现实性、多样化和变动性特征。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不一致是亚氏政治观紧张关系的深层体现,哲学沉思是好人(哲学家)最优良的生活方式,而城邦政治是好公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自然的城邦如何实现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观中,存在着城邦的自然与自然的城邦之间的紧张关系。亚里士多德通过把世界划分为人事世界和非人事世界来达到划分人类理性形式的目的,把处理人事世界的任务划分给实践和制作的理性,使城邦政治领域与实践理性相对应,由此创始了一种对西方政治文明具有深远影响的理性形式——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在目的上是自我规定的;它是道德的实现活动,因而重在"行";它的核心是"明智"的智慧。以明智为核心要件的实践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观中存在的紧张关系,使自然的城邦能够实现城邦的自然。

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兴起于何时仍是中外学术界争论激烈的重大问题。部分学者期望在迈锡尼世界发现古典城邦最初源头的尝试,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迈锡尼世界与荷马社会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中断。本文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系统梳理了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希腊大陆上尼科里亚、雅典和勒夫坎地遗址的资料,认为这些黑暗时代的共同体虽然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某些特征,但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表现出与迈锡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即使在雅典和勒夫坎地等继承性相对明显的地区,迈锡尼时代的官僚和宫廷体系也趋于消失,居民重新回复到相对平等的状态,领袖也重归大众之中,与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如果古典希腊城邦的起点要到荷马社会寻找,则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当发端自黑暗时代的新式共同体。

希腊城邦文明与古典公共领域——公共性的历史源头及其启示

古希腊社会的公共物理空间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物质性形态,城邦制度及公民行为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形态,以宪政理性为基本内容的城邦公共精神则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观念性形态。这些要素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探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历史演变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共性思想的历史源头及其历史性超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希腊城邦谈中国先秦政体

政体有两种基本形式 ,即共和制与君主制。古希腊城邦的政体属于共和制 ,要么是贵族共和制 (如斯巴达 ) ,要么是平民共和制 (如雅典 )。中国先秦时期的政体是分权君主制 ,即在君主集权、中央集权的前提下 ,臣子 (如西周、春秋时期的卿大夫 )对君主、地方对中央有较大程度的分权。这种“分权”仅仅指一定范围内分割权力的事实与因素 ,不是指分权制衡的原则与制度。从政体来看 。

也谈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读《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别从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两个方面来阐述正义本身。而对于为什么当且仅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说清楚正义问题,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恰当的解释。同时,柏拉图也从城邦的正义想当然地过渡到了灵魂的正义,并进行了类比,认为两者结构相似、各个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在逻辑论证的有效性上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类比本身也有不少的问题,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就哲学的严谨性上可以说问题很大。另外这种类比过后也会出现一些"剩余",而这些在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为柏拉图意识到了,但是却给忽略掉了。

关于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之异同

一、问题的提出 城邦是古代希腊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形态，古代中国是否也有城邦制度？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内外都有学者持肯定意见，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不但有城邦，而且从三王时代到战国，城邦制经历了创始、兴盛、衰亡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