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新型城镇化”首次提出以来,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研究从4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时代内涵,即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景观城镇化,并探究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提供了一些启示。

县域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空间格局与江浙实践

世纪之交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我国先导地区迈入了以大城市集聚为导向的快速城镇化阶段。相较而言,县域层级的城镇化发展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政策的推进,以及人口回流、就地城镇化等趋势的涌现,县域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开启了各界对于县域城镇化的全面探讨。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县域单元的意义并非首次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城镇、大战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就给予了县域层级城镇化持续的关注与投入。彼时县域内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因后续发展持续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对规模效益等认知的深入,导致城镇化发展政策向大城市偏移。历史并不是表层现象的简单往复,要想充分发挥县域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需要更加根源性地思考:如何理解当前政策的出发点?县域城镇化的现状究竟如何?如何顺势而为继而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坚守新型城镇化的本色与特色

在市场化条件下,某一空间区域的城镇化(城市化)遵循客观规律而自发演进,以人的需求为基本动力,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土地转用一起推进,一般呈现“先慢—后快—再慢”的“S形”生长曲线,但在某些具体时期,城镇化本身存在自发调节机制。如果人口、产业和土地的推进速度协调合理,则城镇化健康发展;如果推进速度不协调,则会出现各种问题,减缓城镇化速度或降低城镇化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政府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出现各种城镇化模式。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县域城镇化县城为重要载体

县域城镇化,是以县级城乡区域为空间单位和行政关联单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随着《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的印发,我国将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让全体人民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化成果。县域涵盖了县城、小城镇和乡村等多层次空间载体,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主战场。

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

推进逆城镇化,让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阐述逆城镇化的概念与作用,并基于社会行为学理论,从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两方面解析推进逆城镇化形成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以此探析逆城镇化的前因后果。研究认为:促进逆城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府引导力、城市推动力、农村吸引力和基础支撑力;当前应以政府引导力、农村吸引力为着力点,以产业振兴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发挥逆城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发挥产业振兴在逆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健全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机制、创造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更好地推进逆城镇化。

中国式城镇化: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晚,因此在中国城市化前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跟随者和模仿者,以“物”为主的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出现了若干城市病。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遵循。因而,跟随西方传统城市化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和新路径,扭转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中国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有其历史逻辑,也是“两个结合”的中国化与当代化表达。

半城镇化:牧区城镇化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牧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新疆牧区形成了“择新地,建新城”与在经济中心边缘“建新区”两条城镇化路径,成为当代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路径。调查发现,牧民选择了“以工为主,以农(牧)为辅”的生计策略,充分调动了城乡资源,实现了在城镇的扎根和发展。牧民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了城乡“互嵌”的特点,一头已经扎入了城镇社会之中,但另一头尚未从牧区社会中“脱嵌”。文章认为,牧民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将对牧区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深远影响。

陕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以安康市紫阳县为例

2011年起,陕西省启动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之后又启动陕南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加上同期避灾生态搬迁,10年时间陕南三市28个县(区)累计完成搬迁62.84万户、214.85万人。随着成千上万群众进城入镇,该区域城镇化率迅速上升,但相当一部分人口尚未达到完全城镇化,城镇化质量普遍不高。当前,陕南城镇化处在由“上半场”转向“下半场”的关键节点,总体上已进入快速扩张向速度稳定与质量提升并重的关键时期,重点任务由解决“快不快”的问题,转向质量“高不高”、群众“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本文以陕南典型山区县紫阳县为例,分析了陕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找准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合理均衡和实施路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是城镇化的表征之一。城乡劳动生产率或劳均收入的均衡在根本上决定了合理的城镇化率。依据城乡人口迁移模型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根据调整后的城乡收入均衡条件计算得到中国合理城镇化率为84%左右,大致相当于已完成城镇化国家的中等水平;结合城镇化内在统一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规律分析,到21世纪中叶我国可以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本质上要求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匹配,要着力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均衡,完善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体系,加强宜居环境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水平对投资率的影响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减速期,未来城镇化水平提升空间有限,在城镇化与投资互为因果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理的城镇化水平和投资率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建立城镇化率与投资率的理论模型,选择42个国家1980—2022年的面板数据,并引入杠杆率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城镇化率与投资率的关系,结果发现:(1)城镇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老龄化国家更为显著;(2)杠杆率是影响城镇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调节变量,在低杠杆和高杠杆、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都十分显著。进一步提出中国城镇化率的上限在80%左右、投资率的下限在20%左右的政策建议,同时发挥杠杆率的调节作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距及其双维分解

从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居环境和生活保障四个方面界定了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距及其来源结构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稳健上升趋势,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距特征。样本考察期内,中国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距逐年递减,区域协调性不断上升。区域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指标构成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人口结构差距。区域和指标构成双重维度下,总体差距主要来源于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结构差距。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讨

面向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是重要的发展动力之一。分析了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特征与趋势,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现状特征方面,城镇空间体系逐步优化,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但面临省会城市核心带动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净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2)发展趋势方面,城镇化水平增速将放缓,城镇结构将从点轴发散走向多点成网,人口结构变化引发新诉求,县城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人口流动呈近域化;(3)在战略要求、问题挑战、趋势驱动三种力量下,提出推进实现更高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形成更有效率的城镇化格局,实施精细化的高水平治理,建成面向未来的现代城市,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等路径。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遵循农村与城市、人口与产业、经济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乡村振兴是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等举措,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8]。新型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劳动力支持,促进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家庭收入[19]。乡村振兴则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农产品和农业原料,保障了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动力[20]。因此,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紧密关联,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大国内陆城镇化”的路径解析与政策建议

引言中国的城镇化是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我国城镇化水平在2023年已经超过66%,也进入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地发展条件差异明显、经济分化突出,而且存在显著的人口跨区域流动现象。因此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路径也存在分异,由此影响到城镇化面临的矛盾、施策的方向,值得进行深入的辨析。

固边兴边视域下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历史逻辑、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

城镇自产生后便逐渐屹立于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城镇蕴含的防卫、吸纳、聚集、整合、引领与辐射等功能,使城镇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客体和空间单元,又是国家治理必须开发和依托的空间场域。建城治边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固边兴边内在要求加强边境城镇体系建设,促进边境城镇功能的集成与放大。因应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固边兴边实践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强化边境城镇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发挥城镇区划调整和建制优化的牵引作用、推动边境城镇之间的联动与协同等方式,持续推动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加速了边境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更好发挥边境城镇的固边兴边功能,需运用空间干预政策,持续优化边境城镇布局和结构,加强边境城镇间的协作治理,加大对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支持与支援力度。

不同发展模式下城镇化的异质性消费效应研究——基于人的城镇化和生产要素城镇化的观察视角

按照社会产出分配方式的不同,城镇化有两种发展模式:生产要素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在不同发展模式下,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性,其中生产要素的城镇化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只有将更多的社会产出分配于劳动者,推动实现人的城镇化,才能发挥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我国应逐步扭转生产要素型城镇化发展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断优化社会产出分配政策,让劳动者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基于空间供需的工业小城镇绿色空间体系建构——以重庆市万古镇为例

工业小城镇的特色发展与品质提升,需要供需匹配的绿色空间体系作为支撑。通过分析典型工业小城镇的空间结构、规模、布局特征,以及小城镇发展在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人群游憩等方面的空间需求,总结工业小城镇的空间供需特征,并结合规划现状明确当前问题。提出绿色空间在保护生态环境、协同产业发展和服务游憩需求3个维度的价值,并构建包含生态、防护、游憩、风貌四大体系的绿色空间响应框架。最后,以万古镇为例,初步探讨构建城乡一体化生态体系、多层级防护体系、多样化游憩体系、地域特色风貌体系的具体策略。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得到全面实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提出深化拓展以人为本、“四化”融合、城乡统筹、生态文明、文化繁荣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并提出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六大重点方向,即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促进“四化”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着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建设绿色低碳的生态城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城市公共治理模式创新。

新型城镇化战略对房地产的重要影响

7月31日,国务院发布《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等4项重大行动、19项重点任务及有关政策措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这一行动计划的发布将会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实施,我国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