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与乡村社会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筹办经历了设立筹办机构,培养自治人才,划分自治区域、调查选民与开展选举等几个环节。虽然由于清政府的灭亡,地方自治没有全部完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州县以下出现了城、镇、乡的区域划分,同时,进入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的议员、董事、乡董以及自治职员共同形成"自治绅董"这一群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力量。自治绅董的权力来自制度化的体制,权力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展。他们所经手的自治经费,具有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由于乡民对自治还不十分了解,也由于他们并没有在缴纳捐税后看到或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很容易误解自治经费被自治绅董私用或瓜分,从而导致绅、民对立。

清末城镇乡自治的实践尝试及历史影响

在清末预备立宪的众多措施中，城镇乡自治被认为是地方自治的初基。依据清政府颁布的自治章程，各地都展开了试点。虽然城镇乡自治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自治思想的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开办自治的经历对后世都具有启发意义。

略论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之缘起——以“双轨制”和“挑战—回应”理论范式的质疑为视角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清末地方自治整体的一部分,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双轨制"为视角,通过对"挑战—回应"范式的质疑,尽可能避开宏观层面的叙述,从微观角度探讨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缘起。

江苏省苏北城镇(乡)人群体育健身认知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本文对江苏省苏北城镇(乡)人群体育健身认知与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概括出苏北城镇(乡)人群的健身认 知特征和健身行为特征,并对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制定当地群众体育发展规划提供科 学依据。

江南水乡城镇特色环境及保护

我国长江下游河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早在二千年前人们就在这里繁衍生存,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结合,形成江南水乡城镇特有的雅致、古朴,幽静的特点.一、城镇的亲水性江南水乡城镇有密如蛛网的河渠、星罗棋布的湖塘,人们生活、生产一刻也离不了水。

乡域城镇化及其实现路径

乡域城镇化是通过发展乡村经济的途径,将现有乡镇内的经济发达的空间聚落建设成为城镇,并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农村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的非农人口的城镇化模式。此模式具有现实根据,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特殊价值。乡域城镇化的成功取决于合理而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建设持续发展且能给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新型城镇。只要通过人力值域约束路径将农村农业人口转移成乡域城镇的非农人口、通过乡域城镇立体层序建设路径建设持续发展且能给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新型城镇,就能有效地实现乡域城镇化。

“以人为本”视角下的茶乡城镇化模式探析

十八大关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作为具有茶叶产业资源优势的茶乡来说,走"以人为本"指导思想下的茶乡城镇化模式是必然趋势。本文探析了"以人为本"视角下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我国城镇化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源所在,同时选取云南、福建、湖北等茶乡区域为研究案例,分析了云南茶叶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模式、福建省茶叶加工产业村镇发展模式、四川茶乡生态旅游城镇发展模式,以期为我国其他茶乡的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模式借鉴。

中国逆城镇化危机研究

一般而言,逆城镇化现象出现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晚期。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2%,然而,农村目前可以向城市转移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只有2.4—2.5亿人左右,2012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2.4亿人。照此推算,未来应该不会再有大批新的农民工进城了。这2.4亿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已经成为逆城镇化危机是否会大规模爆发的决定因素。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日益提高的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正逐步将外来人口推出城外,而发展日益良好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则将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口拉回。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两种力的合力最终导致逆城镇化危机的出现。

县乡小城镇小型建筑工程安全监督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措施

社会经济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使得建筑行业不断发展。因此,在建筑行业正常施工运行中会不断加入一些新技术新材料,让建筑工程以最短工期获得最大效益。但是施工难度也随之加大,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管理问题也日益严峻。所以,在建筑工程中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尤为重要。本文简单阐述在县乡小城镇建筑工程安全监督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措施,以期实现减少安全事故发生概率,从而让建筑企业稳定发展。

论清末城乡地方自治下的自治机构

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为《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规定的城镇乡地方自治机构,其由选举产生,并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进步特征。但清政府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使其具有浓重的官治色彩,并且清政府始终未能把其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从根本上说,城镇乡地方自治机构只不过是公益性的自治组织。

永葆水乡古镇的风采——苏南古镇甪直保护规划

在长江下游的苏南及杭、嘉、湖一带,河湖密布、气侯温和、物产丰富,分布着许多水乡城镇。这些城镇凭借河湖的自然网络而发展,构成了其独特的风貌。历史上这个地区经济与文化就相对比较发达,因而水乡城镇往往街衢繁盛,店铺林立;镇上又多地主商贾,他们的宅舍建筑精良,且多宅院苑园,还遗有名胜古迹;加上水乡特有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绿柳碧荷。

岭南水乡的线性时空研究——以逢简水乡为例

在我们的记忆里,岭南水乡,曾经是我们的世外桃源。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世外桃源的环境在逐渐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都市环境。短短二十年,珠江三角洲的岭南水乡从星罗密布锐减到难以列举出三五个代表。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的岭南水乡逐步消失？

中国乡制的世纪变迁——乡（镇）制丛谈之一

在20世纪中，中国乡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路径。仅从乡的规模而言，就经过了三个循环、七个阶段。从上个世纪初年在县下建立城镇乡制，到20年代末的《县组织法》规定在区下实施村里制(后改称乡镇制)，再到30年代末“新县制”撤区重建大乡制，是20世纪乡制发展的第一循环。

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运行现状及统筹路径研究

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总结我国城乡两个土地市场运行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常见的连接我国城乡土地市场的几种渠道:土地征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地票"。并探讨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乡(镇)域城镇化建设等未来可能出现的统筹路径。

水乡的灶花

在皖东水乡,乡村人家一般都砌有烧柴草的灶台。在粉刷得雪白雪白的灶壁上,总要贴着一幅幅美丽多姿、栩栩如生的图画,象征着庄户人家美满和谐、丰衣足食的生活,人们把这种灶壁上的图画叫做＂灶花＂。各家各户的灶台,不管是两眼的还是三眼的,在灶壁上和灶沿下,都画有各色图案,人物、山水、动物、花草应有尽有,精彩纷呈。人物画大都是捧仙桃的寿星、戏金蟾的刘海、嬉笑的和合二仙;山水绘的是荡舟的江河、缥缈的亭榭、入云的高山;

水乡明珠西塘(二)

西塘的桥西塘的河长、路长、水陆交会处就有桥,河多桥也多,全镇共有桥梁104座,其中镇区27座。现年代最早的首推望仙桥,宋代始建,明代又在原址新建,仍名望仙桥。镇上最大的桥是卧龙桥,桥为单孔石阶拱桥,全长3146米,桥高5.5米,为县级文保单位。到明代,西塘商业繁荣,行旅云集。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特点及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

婚姻不仅影响家庭发展,也与生育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影响较大。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生育率仍在下降,人口的初婚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初婚年龄推迟很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探讨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的变化特点,尤其探究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能对相关婚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城市、镇、农村)、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借鉴经济学常用的"贡献率"概念,通过分因素贡献率比较分地区(城市、镇、农村)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我国人口总体晚婚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持续升高,城市地区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大于乡镇、农村地区;平均初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现先略微下降,再持续上升关系,小学文化水平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低,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高。分因素贡献率分析显示城市地区对我国人口晚婚贡献率最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晚婚贡献率最低;相较于2000年,2010年城市地区人口晚婚贡献率有所下降,农村地区晚婚贡献率上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晚婚贡献率较为复杂且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对于男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大,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则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晚婚贡献率降低;对于女性,小学学历对晚婚的贡献率最低,其次为未上过学的女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高,高中以上学历则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晚婚贡献率降低;较高受教育程度男性与女性的晚婚贡献率逐渐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