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城镇化、城市蔓延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度剖析这一社会经济重大变革进程中阻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科学研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可行路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探索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范建双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新著《城镇化、城市蔓延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城镇化进程中的要素配置、房价演化和环境因素为切入点,构建了城镇化与城市蔓延的关系框架,通过全面廓清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蔓延的发生机制、治理路径和政策设计,深刻洞悉了城市蔓延困局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省域尺度下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而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不断增加也给我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开展对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就成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之一。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各省份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数据,从计算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与环境增强型可持续发展指数(ESDI)入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来研究我国省域尺度下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作用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在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我国各个省份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差异性。2003—2019年具有低水平ESDI的省份数量先增加后减少,而具有高水平ESDI的省份数量则呈上升趋势。2)在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方面,我国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以“基本失调”与“基本协调”状态为主,并总体呈现出从“基本失调”向着“基本协调”转变的趋势,但是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还处于滞后或者受阻状态。3)经过对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的预测表明,2020—2024年我国有20个省份的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状态,有9个省份处于“基本失调”状态,内蒙古自治区则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视角

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背景下,研究市域单元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对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角度对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特征进行识别和刻画,并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研究表明:研究期间内,中国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但呈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持续缩小特征,空间格局呈“东高西低”和“南高北低”的地带性特征.Moran s I指数表明中国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随时间不断增强;时间路径分析表明城镇化协调发展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上稳定性较强,其空间格局演变呈动态整合的特征;时空跃迁分析表明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产业结构、政府能力对本地城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对邻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人口规模对邻域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方针.

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功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重点关注。通过梳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发现新型城镇化面临少子老龄化与性别失衡的人口态势、日趋明显的家庭化迁移趋势、不断弱化的家庭功能、外部风险频发的宏观环境、严重滞后且情况复杂的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现状等挑战。将加强以家庭成员就业为代表的经济功能,以婚姻、生育、抚幼和养老为代表的非经济功能作为核心研究问题,提出包括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态势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经济功能与生计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非经济功能与家庭发展、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响应及成本测算与优化等重点内容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框架。未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

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对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西藏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研究基于熵值法,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4个维度对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依据测算结果,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为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2011—2020年原始数据,本研究以安徽省为例,构建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安徽省的城市韧性水平整体偏低,且空间差异显著,其中合肥市的韧性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尽管城镇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质量仍有待提高。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依然存在。建议安徽省应提升城市韧性,实施差异化策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优化发展格局;促进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增强城市间的联动效应。

基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

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构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内、外两个角度研究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波动上升,发展趋势良好,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研究期内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社会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大,经济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小。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呈"核心-边缘"结构,即长春市水平高、其它地区水平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表现为"中东部高,西部低"。研究期内吉林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低于黑龙江省,2015年后高于辽宁省;相较辽黑两省,吉林省社会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

生态脆弱性与城镇化水平时空耦合及其交互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协调生态建设与城镇化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对科学引导城镇化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探究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程度与城镇化水平整体进程之间的关系,以湖南省为例,各县区为评价单元,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模型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人口-经济-社会-空间模型构建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多维度测算湖南省2000—2020年生态脆弱性和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耦合关系,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交互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湖南省生态脆弱程度呈先加重后减轻的趋势,以长株潭为核心重度脆弱区,向南北方向扩散,形成南北地区脆弱程度高、中西部生态脆弱程度低的格局;(2)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高水平城镇化区域从2000年以各地级市行政中心向外发散的散点式布局,到2020形成以长株潭为核心高值区,东部整体较高,西部偏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湖南省严重失调区县明显减少,基本协调区县明显增加的趋势,且城镇化水平是制约湖南省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均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4)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导致地区生态脆弱程度加深,而地区生态状况又反向制约城镇化水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湖南省需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城镇化水平的健康发展,缓解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以期实现区域城镇化与生态协同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基于中国2011—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统计指标体系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水平赋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数字金融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别在于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影响效果最小。应根据地区差异性制定当地适宜的发展政策,构建多层次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数字经济、城镇化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基于安徽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城市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调节作用。因此,应当充分认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推动数字经济引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协调发展的紧迫性,推动全域协同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县域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性——以安徽省怀远县为例

构建耕地破碎度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县级尺度上探明怀远县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水平特征。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怀远县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估结果显示,怀远县耕地破碎度指标数逐渐增大,城镇化水平指标总体稳步上升;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水平两系统的耦合度从0.52上升至0.95,协调发展度从0.31上升到0.91。文章认为,怀远县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度较高、二者关联紧密;耕地破碎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且联系紧密,协调发展度从轻度失调发展为优质协调,持续推进的城镇化致使耕地破碎度不断提高。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测度及关系研究——以凤凰县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前提,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是旅游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厘清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我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提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探究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提升的耦合协调机制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凤凰县2001—2020年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及主要障碍因子,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2001—2020年凤凰县旅游城镇化水平和居民幸福水平呈现增长态势,二者的共同演化阶段可划分为提升期、悖离期和蝶变期,耦合协调度类型由严重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2)凤凰县旅游城镇化的主要障碍因子是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滞后,居民幸福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备和生态文化建设不健全;(3)旅游城镇化系统中的人口与经济、旅游业发展、社会保障和空间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强度最大。因此,在推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多因素影响,确保居民幸福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中国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讨

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调研,本文探讨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结合西部地区的现状与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趋势,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求,阐析了其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压力与阻力,提出了促进中国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滞后,各省(区)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极不均衡。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镇化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故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其区域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同时西部地区尚处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正相关期,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西部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存在进一步遭受损失与破坏的威胁。这些将会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转而成为其城市化的严重制约,给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据此,文中提出建议,未来西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推行"二元"城镇化发展战略,增强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鲜明的小城镇;进一步完善西部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以各级政府支持管理为先导和主导,尝试采用"公私营合作"(PPP)融资模式,重点推进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构建长期稳定的绿色城镇发展战略,推进城市绿色文化、建设绿色城市,筹措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发展基金、发展城市绿色产业;立足功能分区并结合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城镇化发展,依托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结合"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推进城市群建设。

绿色低碳建筑,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越来越强。今后将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工作——开源、节流、转型。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城镇化与都市化抉择——基于国际生态足迹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都市化与中小城镇化何种城市化模式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争议。通过对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城镇人口比重等宏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揭示城市化客观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结合。研究表明:其一,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都市化更符合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显著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并倾向于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如此促进生态资源的供给,削减生态资源的人均需求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其二,百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中小城镇化显著增加生态足迹与生态环境压力。其布局结构松散,倾向于占用大量生态环境资源,减少生态承载力供给;而低效、分散、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增加生态足迹,总体不利可持续发展。其三,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储蓄、政府购买都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中国推行都市化战略,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度限制城镇化,避免中小城镇遍地开花对资源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学习国际优秀城市化经验及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中国结合;注重技术创新,发挥高新科技及资本带来的生产方式改进与效率提升。

京津冀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量影响分析

通过梳理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基于京津冀地区面板数据,利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研究城镇化水平对地区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京津冀地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在推进城镇化不断发展进程中,应当制定相应的碳减排政策,推动碳减排工作持续有效推进。

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失衡问题与均衡路径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均衡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还面临迁转失衡、结构失衡和承载失衡问题。针对"失衡"问题需要探索均衡路径,即以迁转均衡为重点促进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以结构均衡为重点促进产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以承载均衡为重点促进空间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碳排放水平的时空耦合研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方略之一。本文以黄河流域九省为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和碳排放水平之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省区的新型城镇化和碳排放水平的耦合程度总体呈下降态势,耦合程度偏低;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协调性水平有待提高;相对发展度出现较大幅度增加;耦合程度总体呈现从上游到中下游逐步加强的空间格局。因此,建设高质量的新型城镇,控制碳排放,才能保障新型城镇化与碳排放协调发展。

新时期推动交通运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交通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源,显著提升了交通网络的覆盖面和质量,特别是高铁、公路、港口和航空等领域的发展,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探讨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探讨了城镇化的涵义、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结合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构建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生活质量、设施环境四个方面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山东省为例,选取了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5个省市相关数据资料,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对山东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