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背景下中国城镇化风险议题研究评述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城镇化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都在不断重塑,各种不确定性在增加。从"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发展以及该理论在国内的引述来看,中国风险社会与西方风险社会存在诸多差异,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共时性"问题与"多重社会结构"并存,面临着环境、资源风险,个体化风险,农民工认同、融入风险,乡村社会空心化风险以及城镇化发展风险。中国城镇化风险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镇化风险的主成分分析

通过建立城镇化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城镇化风险评估和分析,探寻防范和化解城镇化风险的规律性措施。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城乡矛盾内化

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城乡矛盾内化,就是在城市不断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而是留下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底层城市人群,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更加复杂、更加棘手的社会矛盾。目前国内新一轮城市化投资结构加上政府的行政偏好,正在引导城市建设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态势,都同大规模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滞涨风险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中央提出了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新的发展思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滞胀风险,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本文从滞涨的含义入手,分析了在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滞涨因素,及应对思路。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风险及治理途径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等众多生态风险,当前应对城镇化进程生态风险的机制存在信息失真、监管不到位、责任不明确等多种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立法的角度,合理的承担各种风险,形成明确的风险分担制度,加强对生态风险信息交流的制度,严格生态执法行为,增加生态风险的监管力度等全方位降低生态风险的危害。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

过去承载"城市资本池"危机代价的条件,主要是乡土社会"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机制。这个机制一旦被短期激进城市化所破坏,就很难有软着陆的条件。因此,若要防止当期宏观经济危机的硬着陆,则新的软着陆的可能性就不仅在于国家信用扩张做逆周期调节,更在于重构"软着陆"基础,即主要用于县域经济战略下的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若以国家投资作为城镇化的"无风险资产",则可通过中小企业落户城镇,更多吸纳外出农民返乡就业,构建新的"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的软着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