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镇县域发展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研究

从人类在土地上立足以来,人类的各项生产生活都与土地利用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当前社会背景下,伴随人类对土地资源利用开发的方式更加多样,从而相应的土地利用的格局、深度以及强度都出现了特别大的变化。因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具有密切关系,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进而于自然环境中逐渐显现出来,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所以,本文以城镇县域发展中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为研究分析的主体,展开问题探究,并为当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给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借以指导现实发展中土地资源的合理科学开发利用。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与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剖析县域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域城镇化的困境、实现逻辑和路径选择是探索城镇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显示:第一,县域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演进,其演进过程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新时期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需要认清理论误区、破除现实困境。认清理论误区在于既要更新县域城镇化概念,辨析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区别与联系,也要坚持县域工业化发展,避免县域工业化与发展特色经济混淆。破除现实困境在于,一是破除县域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困境,收敛区域差异;二是破除中西部县域产业承接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趋同困境;三是破除县域人口结构失衡、教育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困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决定了县域城镇化的实现逻辑,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化意味着县域城镇化面临人口优势和结构失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县域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县域城镇化重视物质和精神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县域城镇化坚持绿色发展。第四,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包括制度保障、新型工业化发展、人口和服务供需均衡、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五个方面。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新“三位一体”: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以浙江省明市为例

过去40多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基于浙江省明市的案例能够发现,政府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目标,通过新“三位一体”的推动方式,实现了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三位一体”是指政府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三位要素的一体化作用,缩小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究,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反思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从政府主导推动、兼顾农民主体地位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农民关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

2023年9月,由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承办的“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顺利召开。来自政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结合各地工作实践,围绕如何破解当前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瓶颈问题,如何更好推动县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基于此,本刊策划出版此次县域城镇化专题,并在此呈现会议发言的精彩内容,以期为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先进的理念和更清晰的思路。

县域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空间格局与江浙实践

世纪之交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我国先导地区迈入了以大城市集聚为导向的快速城镇化阶段。相较而言,县域层级的城镇化发展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政策的推进,以及人口回流、就地城镇化等趋势的涌现,县域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开启了各界对于县域城镇化的全面探讨。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县域单元的意义并非首次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城镇、大战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就给予了县域层级城镇化持续的关注与投入。彼时县域内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因后续发展持续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对规模效益等认知的深入,导致城镇化发展政策向大城市偏移。历史并不是表层现象的简单往复,要想充分发挥县域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需要更加根源性地思考:如何理解当前政策的出发点?县域城镇化的现状究竟如何?如何顺势而为继而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青年农民工县域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基于长三角地区青年农民工的调研

本文基于抱负—能力框架讨论了外来青年农民工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域城镇化道路的形成与特点。这是一条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返乡县域城镇化,也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就地县域城镇化,而是青年农民工在既有的迁移能力下实现自我抱负的城镇化,抱负、能力二者之间的张力得到了动态的平衡。这一县域城镇化道路,为我们理解和化解青年农民工身上的迁移张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启示。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陪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加速了城镇空间的扩张。连接都市与乡村的县城是农村人口实践城镇化的重要场域。教育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中发挥中介作用,地方政府借助教育加速县域城镇化;农民以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实践教育城镇化。县域城镇化重塑农村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及家庭分工,缺少社会资本、权利资本与资源积累的农村家庭必须以代际合力的方式实践教育城镇化。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农牧民家庭选择老人陪读,以保证家庭再生产与教育流动,老人被裹挟进城镇化潮流。走到生命历程后期的老人,社会角色、权利职责、价值观念及身份认同因陪读发生转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县域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农业的转型、推动城乡关系的转变,从而提升国民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为研究县域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文章选取福建省59个县(区)2012—202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县域城镇化对物质富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能显著缩小县域间的差距;县域经济对物质富裕水平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提出应协同乡村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和加强政策支持等建议,以期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土地政策松绑与县域新型城镇化——来自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土地粗放利用、宅基地闲置甚至抛荒问题日益凸显。宅基地改革是促进土地要素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农村宅基地改革能否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政策路径识别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从非农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潜能三方面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行政区划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地区差异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县域得到有效发挥,对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效果有限。通过土地政策改革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从经验上就如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政策启示。

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县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县域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构建了共同富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1年河北省118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环京津核心功能区与冀中南功能拓展区更加显著。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非线性。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存在明显的倒U型特征。

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在中国城镇化的演进中,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是缓解“城市病”的必然选择。文章以2011—2020年云南省县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围绕普惠金融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影响、门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滇东地区的影响最大;金融机构渗透度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显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城镇化影响程度最深;居民就业水平对普惠金融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证明普惠金融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文章为考察县域层面普惠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提供微观证据,也为推动云南省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区域差异视角下农民家庭县域城镇化实践及其比较——基于苏南与豫南两地的调研

对县域城镇化的考察,需要注意不同区域背景下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应对城镇化的能动性适应。通过考察苏南与豫南两地农民的县域城镇化状况,发现两地存在明显的性质差异。苏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呈现“融入型”实践逻辑,即新生代农民出于自身职业发展需要与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主动进城,同时依托于充裕的家庭代际积累,基本融入了现代城市生产生活体系,实现了“人的城镇化”转型。豫南地区县域城镇化则表现为“过渡型”特点,即新生代农民主要基于婚姻与子代教育等需要被动进城;由于家庭代际积累不足,家庭成员仍需外出务工,仅部分成员实现县域城镇生活;同时,农民县城生活及其交往仍扎根于原有乡村价值生产逻辑与交往网络。农民的城镇化主要受经济层面推力与社会层面拉力双重作用,两种力量的强弱组合是形塑不同县域城镇化逻辑的深层原因。这些发现既表明独特的家庭文化伦理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深层内因,也提醒政府政策制定应关注中西部地区“过渡型”县域城镇化面临的风险。

中国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与驱动因子分析

从经济、人口、社会3个维度构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20年1593个县(市)的截面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并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和三角模型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三维关系模式,最后运用地理探测器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县域新型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并且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处于较为协调的发展状态,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城镇化水平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居民储蓄余额、工业企业个数、固定电话用户数和普通中学学生数是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并且任意两个驱动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大于单个因子。基于此,提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工业优化升级等措施带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赋能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河南省县域为例

县域就地城镇化是新时期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可行途径。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河南省县域数据,运用多时点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促进了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发展;(2)农村电商通过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完善乡村物流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3)农村电商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乡村,推动产业集聚,为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发展;(4)农村电商改变了农民生产方式和提高了生活水平,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因此,要统筹兼顾政府、企业、农民三元主体协作,共同加快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欠发达地区县城发展路径探索——以河南省宁陵县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中后期,县域的城镇化在新经济形势下的价值与作用愈发显现。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作为其发展的重要任务与依托,正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作为该类城镇化的典型地区之一,河南省宁陵县创新性地采用了初期多元融资、建设中期引进多方力量参与的方式,以县城为载体,以核心区基础设施为带动,为实现当地历史传承、生态人居改善、产业系统升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宁陵的新型城镇化有效带动了宁陵县的整体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其他欠发达地区县城及县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县域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县城作为县域中心,天然就是沟通联系城乡的中枢纽带,是农牧民进城、资源要素跨界配置的天然载体。以内蒙古69个旗县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县域新型城镇化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有4个方面: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定滞后;县域城镇与乡村的人口分布矛盾凸显;县域城镇与乡村产业、要素联动不足;县域城镇与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仍存在较大差距。围绕以上4个问题,从县域功能定位、人口布局、要素流动和产业联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4个方面提出未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县域城镇化对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9—2024年1092篇CSSCI期刊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从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前沿议题3个方面分析县域城镇化研究概况,研究发现:第一,伴随县域城镇化政策目标的转变,研究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更为系统地探究县域城镇化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第二,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可概括为理论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影响因素和优化机制研究、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5个方面;第三,研究前沿趋势可总结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探索、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3个方面。未来,学界应重点探讨县域人口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城市群与县域功能布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县域城镇化、县域多学科交叉等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县域城镇化路径贡献理论智慧。

基于S-CAD法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方案评估研究——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规划方案作为相关利益主体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应当在规划评估中予以重视。基于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采用S-CAD政策评估方法,以陕西省佳县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规划》文本为例,选取规划编制与实施主体——政府作为主导视角,对规划文本的内容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立场、目标、手段与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充要性与依赖性分析。研究发现:一、该规划文本自身的逻辑性较强,各个环节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二、规划文本当中对于产业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的解决方案描述较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交通环境改善以及人口流动的实质性解决方案相对较少,逻辑上存在一定的漏洞,需进一步完善逻辑链条。基于此,提出建立城乡规划全过程评估体系及重视多元利益主体协调关系的建议,以期为相关规划的编制与评估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新型城镇化路径

县域新型城镇化是新发展阶段落实“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重新认识县域新型城镇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下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对于实施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归纳总结法和逻辑推理法,在梳理中国式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演进历程及现状发展特征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全面审视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提出建构空间管控、要素支撑、机制保障“三位一体”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框架,以期为我国县域现代化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模式创新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