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困境及其破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踏实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新型城镇化要求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从“隐性户籍墙”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障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二元土地制度等方面。基于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推进“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有益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西南县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县域市民化策略研究

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如何在县城实现市民化是一个焦点议题。聚焦西南县域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可洞察我国城乡社会转型之微观动态与深层逻辑。根据空间层面上不同家业关系,形成家业分工、家业兼顾和家业分离三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县域市民化策略。从女性、儿童、老人角度审视其特征,研究发现,围绕子女教育以向上的社会流动为家庭发展之核心目标,县城共居并稳定就业是最理想的家庭县域市民化策略。如果缺乏在地化就业机会与稳定收入作为支撑,实现家庭县域市民化就会潜藏多重危机,因此发展县域特色产业推进住房与就业城镇化同步转型,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扎根县城实现市民化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应有举措。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随着时代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得到一定推行,对该政策实施现状以及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加快制度创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民工带着财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落户,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监督激励措施,提高企业的分担动力。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由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超军教授著,于2022年12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且人数数量最多的人口迁移,这不仅影响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还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然也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农民工却面临市民化身份认同度低、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少、司法维权难等困境,研究分析其成因,主要在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难、体制机制对农民工保障惯性滞后、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等。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的实践路径,须着力强化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营造农民工友好型制度环境、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均等化、维护农民工合法性权益。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路径应是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全覆盖,既要加大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也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农民工还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吗?——基于“嵌入态”生存理论

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往往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基于对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的辨析和对中国农民工进入城市历史及现状的思考而提炼出的以“嵌入态”为核心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理论认为,“嵌入态”最终会演化成三种状态,即“嵌入”“融入”和“脱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是农民工从“嵌入”到“融入”的演化过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是对农民工在此演化过程具体状态的评估,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其取值范围介于0分至100分之间。2012年、2018年开展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嵌入-融入”度一直处于“半市民化”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民工正沿着“城乡二分”→“表层嵌入”→“中度嵌入”→“深度嵌入”→“初步融入”→“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正处于由“深度嵌入”向“初步融入”,从农民工市民化“瓶颈突破期”向“巩固发展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半市民化”困境正在破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建立了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指标,提出了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的观点和建议,以期对西部地区、全国有序推行以农民工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以及政策治理的需要,重构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理论框架,利用1205名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大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形成机理。结果显示: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更关注经济收益,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则更重视发展归属;通过对差异的揭示,归纳出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最后扎根小城市的一般轨迹。"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必然是通过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作治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序推进。

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是其症结所在。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又是解决问题的瓶颈所在,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用工企业与农民工个人在分担成本上责任与能力不匹配。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成本分摊机制出发,提出优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大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核心所在。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加快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有序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其次,强化城镇政府全域服务理念,为农民工安居乐业提供良好政务环境;再次,深化以住房双轨制改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农民工在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问题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最后,积极发展城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金融支持研究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通过对河南省郑州、洛阳、鹤壁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结果显示,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总成本为每人每年5.7万元,中央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大致各承担总成本的1/3。目前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求缺口很大,亟须金融支持,这需要从金融政策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生态和法律法规等相关配套体系方面进行科学设计。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力群体。由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及其规模缺乏清晰准确的推测计算,导致政府难以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尚未构建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基于此种考虑,笔者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在考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将成本区分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并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简要的测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基于新型城镇化视阈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1%左右,在追求经济积累的同时,对真正融入城市有较高的需求,然而他们却面临着"双重拒绝困境",这主要反映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六个方面。亟需寻求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路径,在多元化渐进式落户模式、自主合理地规划土地、疏通廓清就业渠道、建立多管齐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探索、制定符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改革对策和应对措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核算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核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战略。按照农民工个体向某一个城市转移的核算原则,建构包括个人生活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部分的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核算模型。根据此核算模型,结合分布地域、城市类型,选取五组十座城市进行核算,对核算结果做出比较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将会呈现阶梯式进展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在其中承担更多的成本支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成本测度——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动态过程出发,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测度了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104个主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成本。结果表明:(1)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巨额资金,政府和企业存在较大压力;(2)住房成本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主要成本与收益;(3)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将提供农民工市民化的容纳空间;(4)农民工市民化后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与工资成本不相上下,用工成本提高。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立足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特点,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和主要政策取向:增加就业,建立健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增强城镇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