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城市群内城镇梯度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城镇梯度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意义较大。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为了实现城市群城镇梯度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保制度,科学规划城镇梯度,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梯度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探讨

文章从农民、农村和城镇3个主体视角对当前城镇化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其存在农村人口城镇化路径受阻、半城镇化造成资源浪费及城镇服务能力增长与城镇化人口增长非同步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城镇化模式,并论述了实现梯度城镇化的4个阶段及各阶段的实施策略。梯度城镇化的提出有助于缓解当前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大量涌入城镇给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造成的压力;降低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成本,使更多城镇边缘区的农民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溢出效益;增加城镇化过程的弹性,增强城镇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

梯度城镇化的村庄解析:以福建上杭为例

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转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归纳总结了农村人口迁徙目的地的4个层次,提出了梯度城镇化的概念,并以福建省上杭县村庄问卷为基础,进行梯度城镇化的村庄解析,辨识不同梯度人口迁徙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村庄人口规模对村庄人口流出具有阻止作用;县城和乡镇吸引农村人口迁入存在明显距离衰减。2老年人比重高降低了年轻人迁徙到县城的成本,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县城集聚。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可能会抑制农村人口进入县城居住和拥有住房。3教育驱动是县城城镇化的重要动力。高人力资本有流向地级市的趋势。

三峡库区不同城镇化梯度下河流pCO2动态及驱动因素

为研究河流溶解性CO2(二氧化碳)对城镇化的响应,于2018年8月对三峡库区3条具有不同城镇化强度的河流--汝溪河、南河和桃花溪进行野外在线监测及取样分析,测定了样品有机质(溶解性有机碳DOC)、营养元素(溶解性总氮DTN、溶解性总磷DTP);利用Arc GIS解译各流域的土地利用组成,并利用碳酸盐平衡方程,通过p H、Alk(碱度)、水温计算不同城镇化梯度河流的p CO2(CO2分压).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占比从低到高依次为:汝溪河<南河<桃花溪,河流p CO2依次为1790±1210、2006±3546、4094±4218μatm,与河流的城镇化梯度变化一致,河流水-气界面呈现为CO2源;DOC、DTN浓度、Alk、电导率在各河流间呈现显著性差异.DOC、DTN、DTP浓度和Alk的变化规律与河流的城镇化梯度一致.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增加水体的p CO2,引起区域城镇扩张进程中河流CO2释放通量的增加,结论支持强人为活动影响增加河流碳释放的假设.

梯度城镇化:大城市郊区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及其解释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农民家庭是实现城镇化的主体。在城乡发展差异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大城市郊区农民城镇化有其独特的类型学特征,可将其作为透视城镇化的切入点。调研发现,农民家庭依据代际发展能力水平选择进城买房的"镇-县-市"梯度。代际发展能力水平的分化形塑子代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梯度城镇化的特征。代际支持的家庭伦理是实现梯度城镇化的家庭基础,保护型土地制度和弹性社会结构是实现梯度城镇化的社会基础。梯度城镇化的整体实现离不开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符合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

梯度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匹配农民的经济生活模式。在山东安丘地区,源自于农产品市场的转型,当地农业产业结构随之转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姜”产业链,影响了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形成了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在地化半工半耕”为主的经济模式,当地劳动力市场发达,经济机会面向市场,且高度嵌入于熟人社会网络。在县域范围内,乡村产业模式与农民的居住空间呈现强关联性,农民城镇化不是直接的人口转移至建城区,而是阶梯式的城镇化路径。农民家庭根据生计结构选择在县城—小城镇—自然村的居住模式,呈现“梯度城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乡村社会也因而具有极强的内生性发展动力,增加了城镇化过程的弹性,降低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茶与城镇化:新时期乡村经济生态的案例研究

在农业"去过密化"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化有其内在合理性。围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作物所形成的农业产业化生产,与劳动力的配置使用、副业生产和家庭经济分工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具有自然合理性的"经济生态系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经济生态系统"与当地的人口流动和居住模式具有微妙的亲和性。农业产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地的城镇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得这种城镇化模式既不同于"工业城镇化",也不同于"土地城镇化",而是一种承接"地气"又富有"人气"的"梯度城镇化"。

走向更具包容性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理论

西方城市化理论经历了从强调区域发展转向城乡协调发展,从重经济产业到重生态与人文宜居环境的转变过程。中国城镇化正在加速,城镇化理论也在从一元城市论走向多元城市论,由结构二元、空间区位到全域理论、去极化理论,从政府主导、整体规划到市场导向、主体多元推进,由"生产性发展"理念向"生活性幸福"理念转向,城市化路径也在相应调整。这样就引发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新议题:理念上确立"多元、复合、容纳"思想,目标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与幸福",在城镇化路径上,建立"市场主导、政府规划与监督、社会参与、成果分享、责任追究"机制,走"全域、去极化、城乡统筹,多梯度复合型"的发展道路。

被低估的“集体制”——重新理解中国城市文明扩展路径的梯度化

城市文明扩展程度,是衡量人类文明现代化进展的关键性指标之一。集体的制度属性从根本上形构了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扩展路径,其形构逻辑具体嵌入城市集体与农村集体的互动关系之中。集体的对外排他性,使迁移城镇化模式成为城市文明在大城市进一步扩展的基本路径;集体的强制分配性与对外排他性,使就近城镇化模式成为城市文明向县域扩展的基本路径;集体的对内聚合性,使在地城镇化模式成为城市文明向镇村扩展的基本路径。尽管集体制不乏弊端,但“集体”的虚化,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文明扩展道路上的阻障。中国在集体制下呈现的城市文明有序扩展路径,是一个肩负后发赶超历史任务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短缺的经济条件约制之下走出的一条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另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