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镇化建设与城镇治理

城镇化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助推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性研判和框架性认知能有效规制着城镇治理体系的建构方向。目前,城镇化建设正在带动中国社会经历由"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总体性社会变迁,更加强调多样化治理、城乡融合、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因此,建构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适应性的城镇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需求,也是回应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必然举措。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战略布局,是回应和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镇化建设和城镇治理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引擎。

面向流域治理与城镇发展统筹的城市水系统规划协同机制探讨 ——广东东莞生态园实证研究

统筹流域治理与城镇发展是系统解决当前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破坏、洪涝灾害频发的关键路径。本文在辨析流域治理与城镇发展统筹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以东莞市中部地区的生态园及其所在的寒溪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城市水系统规划在流域治理与城镇发展统筹中的协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城镇-流域水系统耦合模型为支撑,城市水系统规划及其协同机制可通过空间、设施等要素的协同,实现保障城市及流域防洪排涝安全、保护水环境和节约水资源的目标,促进流域安全与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

“双碳”目标下城镇生态治理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全球强化以“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压力、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转向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探索“双碳”目标与城镇生态治理总体协调。

聚焦村镇水环境综合治理 第13届中国农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从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实施以来,各地区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基本生活设施不完善、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总结和推广农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的相关成果、经验,引领行业健康发展,交流国内外同行经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第13届中国农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定于2024年4月11-12日在江苏省江阴市举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创新——基于赣中X县的个案研究

小城镇社区作为一种兼有城、乡特点的过渡性社区类型,在快速的城镇化和社区转型过程中亟需创新治理方式。基于X县的实地调查,提出当前小城镇社区治理还存在政社协同待提升、专业力量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以及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的结合。X县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表明,社会组织提升小城镇社区治理效能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不仅优化了小城镇社区治理的治理结构,丰富社区治理的内容和方法,对于改善当前小城镇社区治理的局面,提升小城镇社区治理效能也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完善城镇社区治理体制的思路与举措

现阶段,我国城镇社区治理存在社区服务缺口大、人居环境亟待改善、融合发展挑战巨大等问题,其根源在于社区治理主体体系、运行机制、保障要素不健全。"十四五"时期城镇社区治理面临人口老龄化加深、生产生活方式"社区化"等新形势新挑战。为此,应围绕建设新时代美好社区、和谐社区,推动社区切实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城镇社区治理体制。要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着力完善城镇社区治理基本制度框架,打造城镇社区分类治理新格局,扩大和优化社区服务供给,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建设。

小城镇多元小集体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以湖北省武汉市凤凰镇生态治理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小城镇生态治理已经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目前小城镇生态治理问题其根源在于小城镇生态治理过程中个体选择的目标与整个小城镇集体行动的目标相背离。以湖北省武汉市凤凰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凤凰镇区域内个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集体规模的大小以及集体中个体的多少影响着个体行动选择,小的集体更易于产生有益的集体行动。由此,推进小城镇多元小集体协同治理可以通过构建小集体中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多元小集体的协调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相应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进而切实地提高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效率。

资源型县域城镇化的风险类型与法律治理

资源型县域城镇化进程受"行政主导"和"资源依赖"双重制约,风险隐患较一般县域地区更为集中突出。以选定的样本地区为观察点,对资源型县域地区城镇化的风险因素从政府性债务、政企关系、市场违约、社会稳定方面进行分类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风险治理的法治取向,即依托法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法治统筹县域城镇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以法治落实权益保障,实现"人的城镇化";最后,提出化解县域城镇化风险法律治理的具体建议措施。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之城镇水环境治理篇

“十二五”时期以来,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我国环保产业进入高速成长期,在各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和跨越式发展,环保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显著提升。文章介绍了我国城镇水环境治理行业的发展现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环保产业已经扩大到可能具有防止和减少污染、节约能源和减少资源投入等效应的新领域。城镇水环境治理行业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加速升级、提升经济整体绿色竞争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

西北地区小城镇污水治理途径的探讨

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工业化进程加快,伴随而来的是城镇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针对环境污染较为突出的面源—县域城镇的污水治理尚未大面积的启动或者刚刚起步具体情况。就西北地区小城镇污水治理工程实施的步骤、排放标准及污水净化工艺路线选择进行探讨,结合该地区自然条件、建设资金投入及人员管理水平等实际,提出拟选择的处理方案,供相关方面参考。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镇失业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次城镇就业冲击与三次全国就业工作会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知青返城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所推动形成的严重城镇就业冲击的过程中召开过三次全国就业工作会议。三次会议既为当时条件下城镇失业治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同时又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治理城镇失业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认识和解决当前条件下的城镇失业有重要的价值。

小城镇污染集中治理市场化中法律制度的调整

为了解决小城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当加快小城镇环境污染集中治理步伐,并实现污染集中治理市场化目标。在市场化过程中,原来的政府和排污企业单一的双方法律关系转变为政府、污染集中治理设施与排污企业三方的多重法律关系,面对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关系内容发生转变,现行的与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制度应当做出适当的调整。本文针对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对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许可证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调整内容进行了探讨。

国内外关于城镇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及其启示

为了有针对性地提高现行贫困治理政策面向城镇贫困人口时的供给能力,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城镇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并提出对我国城镇贫困治理的启示。研究发现,国外城镇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是困治理制度覆盖范围广泛、保障项目丰富水平较高或灵活性较强、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较为灵活;国内城镇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是保障标准确定方式较为科学、严格准入制度细化分类救助、鼓励城镇贫困人口积极就业。最后从理念层面、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制度层面提出了国内外经验的启示。

转型期城镇二元结构与城镇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持续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发展需求与城市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的持久性不匹配,就是城镇二元结构。城镇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形式。城镇二元结构下的城镇贫困,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相对贫困。其原因包括身份约束、能力约束、性别年龄约束、公共服务错配以及结构性调整等。要增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必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城镇与农村、发展与民生这三大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城镇带动、民生优先三大原则,破解城镇二元结构,推进城镇减贫。

探索推行“街长制”构建城镇精细化治理“新样板”的具体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突破城镇管理困境,提升城镇综合治理水平,都兰县结合县域实际,以党的建设为引领,综合借鉴先进经验,创新优化管理模式,按照“全覆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思路,积极构建“1325”治理框架,全面推行“街长制”治理体系,全力打造城镇精细化治理“新样板”,着力推动城镇美化、绿化、亮化、文化。本文对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全面推行“街长制”的具体实践进行阶段总结和客观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构建城镇精细化治理的相关经验启示,为高原地区城镇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人工湿地在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我国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随之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治理已成为了现如今我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对其进行有效解决已经刻不容缓。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浅谈人工湿地在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应用,希望能为我国治理城镇污水、推动生态建设有所帮助。

中央审计与污染治理——基于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专项资金审计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9个省市2010年度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专项资金审计这一事件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15年3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央审计与污染治理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审计对提高污水处理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审计在缓解环境公共品可视性偏差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中央审计并未产生持续的污水防治效应,对城镇污水治理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拐点出现在中央审计后第三年。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审计对专项资金使用效率的审查,提高了污水处理等相关设施的效能,从而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改善污水治理,尤其是审计力度和污水处理支出相对较大的地区。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央审计对企业的非法排污行为具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仅限于审计当年。

关于城镇化进程中湖北省农村“空心村”治理研究

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制约"三农"发展。湖北农村空心化治理既有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机遇,也遭遇到农村产业空心化、人员空心化、土地节约利用不足及宅基地闲置等问题的现实挑战。通过选取湖北省五市(黄冈、黄石、宜昌、襄阳、恩施)作为抽样调查,发现湖北省"空心村"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依托湖北省城镇化战略布局,因地制宜,在农业产业化、吸引新型农民返乡就业创业及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方面突出其治理的力度。

城镇河道治理中生态护岸方法分析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使人们意识到经济建设必须与生态环保紧密结合,这就需考虑如何在建设中兼顾维护生态环境的问题。本文重点介绍人口密集的城镇河流岸坡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河段的不同特点,可选择运用的三种生态护岸治理模式:原生态型治理模式、自然型治理模式和工程生态型治理模式。采用此类护岸方法不仅能满足河道行洪、排涝等基本功能,而且还能提高河流水质,改善水环境,满足人们的亲水、近水要求,从而提升城市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