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论小城镇集聚企业和农民的制度安排、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严格的户籍、住房、就业、教育等制度，我国的小城镇发展极为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业分离、对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城市和农村封闭运行，工农、城乡二元结构差别扩大。1957年以前，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就业比较自由，农业劳动力比重稳定在80％左右。1958－1960年“大跃进”，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00万人猛增到130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65．8％。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这期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促使政府从1961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遣返农村人口，确立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广大农民被禁锢在农村。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建制镇只有2200个。

乡村企业向城镇集聚: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

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乡村企业向城镇集聚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环节:(1)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可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工业基础;(2)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可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创造就业机会;(3)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可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资金基础;(4)让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将从根本上消除阻碍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两大障碍。

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的空间发展及优化调控研究

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市化的高级形态。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对于城镇空间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有内在的驱动力作用。构建城市空间联系体系对于促进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优化调控具有引领作用。基于空间结构演化与优化的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极两带"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镇集聚和城市集群空间发展优化调控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无坦途

８０年代我国农村工业采取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分散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使乡镇企业在布局上过于分散，企业信息不灵、交通不便，阻碍了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更为...

基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视角的重庆市区域发展空间分异研究

为了揭示重庆市38个区县在2005—2019年间区域发展空间分异情况,本研究基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指数,结合崔王指数、障碍度评价法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区域发展水平整体呈螺旋式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主城区)—外围(非主城区)结构特征,但分异程度在不断下降。(2)非农产业产值、人均GDP、非农就业人数、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空间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等因子是导致重庆市38个区县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子,其作用机理与重庆市地形区位、要素流动可达性和贫困区县空间分布所形成的“发展势能”的空间分异密切相关。(3)为了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进一步强化主城区的核心集聚能力和扩散带动作用、弱化地形对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构建“一圈两翼、一主两副”空间结构、深化“走出去、引进来”对外开放战略、强化(科技、体制机制、人才等)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作用等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源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区域发展空间分异研究方法,可以形象地将要素移动呈现在“发展势能”和要素移动成本的变化曲线中,对于深挖区域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重庆市可以从区域城镇要素低成本自由流动、核心对外围辐射带动作用层面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路径。

城镇集聚、户籍制度与教育机会

城镇集聚和户籍制度共同决定了教育机会的多寡和群体分配特征。中国式城镇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限制了他们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这种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国家卫计委2012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1964~201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级市的宏观匹配数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城镇集聚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总体而言,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入学概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25%~1.84%之间,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则受到6.63%~20.99%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随迁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均等,并不存在数量和质量间的替代关系。流动劳动者所具有的非正式制度条件难以弱化其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约束,城市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城市内优质资源的向下歧视都放大了这种负面影响,但流动劳动者间潜在的同群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女入学的概率。低技能流动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推动了城市发展,包容式的城市发则需要尊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在收入和教育两个层面上促进人的城镇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西海固区域回族集聚城镇空间布局适宜性模式研究

文章在分析西海固区域回族集聚城镇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这些城镇空间布局的适宜性发展模式:点—轴发展模式、双核型发展模式和点状发展模式,并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以期为该地区制定空间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河南省区域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研究

基于城乡、区域关联的“要素流”视角,构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指数,运用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对2000—2017年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呈现以郑州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从整体和分经济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和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都表明河南省区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极化现象,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加剧,基尼系数在2005年(0.5003)迈入发展的差距悬殊阶段(基尼系数0.5~0.6),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政层级与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而导致各地级市的区位优势度的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而导致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空间分异、极化及其时序演化。

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一种分析

本文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现象进行了分析 ① 。随着技术进步、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乡镇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乡镇企业所处的高技能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割特性。这种分割特性使得乡镇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城镇化集聚正是缓解这种供需矛盾的途径之一。

湖南省县域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背景下,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讨了湖南省2001-2013年123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金融业集聚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湖南省金融业总体集聚水平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其中,国有经济金融业集聚显著推进了城镇化发展,而集体经济金融业集聚的作用却显著为负。这可能因为湖南省集体经济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导致集体金融业集聚未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湖南省金融业整体集聚水平,促进国有经济金融业与集体经济金融业协调发展成为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人口密度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影响——论集聚道路对我国城镇化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对中国2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长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作用,让人口规模达到超大城市时人口密度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长率抑制程度最为强烈,探究了集聚型城镇化对私人汽车增长抑制的原因,并进一步得出集走集约型城镇化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的结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

对于乡镇企业的研究,目前众多学者集中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技术创新等方面,至于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的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以为,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是很大的。遗憾的是,当前的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很少专门涉及到这个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教育发展:挑战及其突破

城镇化是指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更加突出以人为本,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城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城镇化建设中的教育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期盼。基础教育在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既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又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业人口集聚与社会养老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

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带来的养老产业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本文从老年人口的城镇化集聚以及带来的聚集效应、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等角度,分析了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提供了养老服产业发展的诸多机遇及现实挑战,从理清各级政府财政责任、规范财政补贴范围、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PPP模式的政府购买和强化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等角度,提出在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条件下的社会养老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建议。

一所不放弃,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路径

远离城镇中心的乡村区位特征,导致乡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聚,使乡村小规模学校成为客观存在。截至2023年3月,杭州乡村小规模学校有34所,其中50人以下的有17所,主要集中在淳安县与临安区。虽然通过政策倾斜、校舍改善,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提供了一些保障,然而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依然存在“留住教师缺乏环境支撑、改变教学缺乏理论研究、健康成长缺乏情感输入”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杭州教育从管理、研修、课堂、活动、资源及动力六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

城镇化的国外模式及银行支持和风险防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四化同步”的发展方向之后，城镇化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城镇化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未来二十年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而带动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衍生出大量金融需求。如何把握机遇，在风险和收益平衡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开展城镇化建设信贷业务，将是未来商业银行信贷工作的重点之一。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转变城镇发展方式

我国现有的城镇发展模式不利于集聚人口。第一，“以大管小”的城镇化模式对人口向城镇集聚存在不利影响。在现有城镇管理体系下，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