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走廊区域居民城际流动支撑体系优化策略研究--以沪宁高铁为例

高速铁路显著提升了沿线居民的流动性,促进了居民流动范式的转型。但居民在依托高铁实现城际流动的同时仍然需要其他关键要素的支撑。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且观点较为分散,缺乏对重要支撑要素的系统性梳理。文章从“人本化”的视角,尝试对高铁走廊区域居民城际流动的支撑要素进行梳理,并构建高铁走廊区域居民城际流动支撑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以沪宁高铁为例,通过分析居民城际出行行为探究支撑体系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与挑战,进而提出优化策略。优化策略强调在发展思路上遵循“以人为本”,在发展路径上提升对于居民城际流动的支撑能力,即在保障性层面实现服务共享,在引导性层面实现经济共进与功能协调,在便利性层面实现出行服务的便捷高效与智慧集成,从而形成居民城际流动与区域空间发展相互增益的高流动性空间。

高校毕业生城际流动的特征分析

基于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本文利用统计描述和计量回归方法,从城际流动类型与分布、就业城市偏好、流动收益与成本和流动影响因素等方面对高校毕业生的城际流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87%的高校毕业生在求学或就业过程中发生了城际流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地的主要选择。人力资本变量和地区经济变量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流动模式的重要因素;在求学或就业过程中发生过流动尤其是异地就业的毕业生收益显著更高,流动对收益的提升作用对于一线和二线城市家庭毕业生的提升作用显著更强。

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庭化迁移取代个体化迁移,成为目前中国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探讨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迁移对城际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发生家庭迁移的城际流动人口较没有发生家庭迁移的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率高;家庭迁移规模越大的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率越高。家庭迁移与城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显著相关性通过整体融合机制、成本—收益机制及稳定—心理归属机制得以解释。文章提出,对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要突破城乡分割模式下“城乡之分”的分析框架,从区域分割模式下“内外之别”视角延展流动人口研究的群体指向;此外,要对家庭迁移背景下的流动人口需求及权益问题进行多元、有针对性的学术研究及政策设计。

城际流动的务工青年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城市务工青年的主体是一个多元组成。已往研究对城市务工青年外延范围存在模糊之处,大多数学者把务工青年等同于农民工青年,固守着城市青年不流动务工的认识,从而遮蔽了城际务工青年。本研究按户口类型将流动务工青年区分为城乡务工青年和城际务工青年。基于湖南省内流动务工青年的研究发现,相比城乡务工青年,城际务工青年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更具多元性和现代性,更关注就业医疗和养老,处于返回旧城与融入新城之间的张力之中,间接影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社会公平。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将城际务工青年纳入到务工青年研究视阈中来,提出将务工青年的社会政策体系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型,有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流动的反思性: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高学历青年的城际流动实践

本文运用反思性视角,从高学历青年的流动实践出发探讨了在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二线城市崛起的新格局之下这一群体流动背后的行动逻辑。在区域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和高学历青年大城市的不确定性生活处境的宏观和微观双重因素作用之下,高学历的青年运用以生存逻辑和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反思性逻辑实现由大城市向二线城市的流动去寻求一种相对确定的生活状态。流动的反思性体现为意义和价值的反思性监控、对个人所处位置的定位过程和通过知识的生产实现社会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城际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分析及探讨

文章基于手机应用定位数据,提取用户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流动情况,通过对城际绝对联系强度和城际相对联系强度的分析,总结城际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际人口流动呈现非常不均衡的空间状态,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个核心城市主导城际和圈际人口流动联系;四个核心城市在城际人口流动影响力方面存在明显的梯队差异,与它们在都市圈和城市群中的节点地位基本吻合。研究认为,尽管深莞一体化、广佛同城化等空间战略已取得较好的区域协同发展成效,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仍然存在不平衡发展的强大惯性。此外,体制因素的差异及通关管理边界的存在,也极大地限制了城际人口的高效跨境流动。因此,加强对外围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培育,以及促进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与内地城市之间的联系交流,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疫情与城际消费流动:基于城市消费功能及产业数字化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封城”、“限制出行”等措施,严重抑制了城际间的消费流动.随着城市解封以及经济逐渐复苏,城际消费流动是否得到恢复,以及影响城市恢复速度差异化的关键因素仍有待探索.本文基于国内某大型生活服务平台城市消费数据,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了疫情对城际消费流动的影响,城市类型、消费流动方向所带来的异质性效应,以及其背后的解释机制.研究发现,疫情平稳后一段时间内,城市消费流动较疫情前仍下降显著.中心城市消费流出恢复较为迅速,但其消费流入相较于非中心城市下降更为明显.本文提出城市消费功能与产业数字化建设是影响城际消费流动恢复差异的关键机制.疫情促进非中心城市数字化建设、缩小了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从而减少对中心城市的依赖,最终影响了两者消费流入流出的恢复.本研究有助于城市识别消费韧性恢复的关键因素,为后疫情时代各城市如何兼顾外需的吸引与内需的拉动提供思路.

珠江三角洲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空间特征——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时空演化

通过构建城际人口流动倾向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网络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时空演变特征、流动倾向强度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珠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在区域内处于最高水平。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路径不断巩固。人们体现在网络空间的城际间流动迁移倾向与现实空间的流动迁移行为表现出的路径依赖效应具有一致性。2011―2015年,深圳一直是广州、东莞和惠州的流动首选城市,广州一直是佛山的流动首选城市。2011和2015年珠三角各市在点度中心度位次结果保持稳定,广州一直高居第1位,深圳位居次席。

京津冀主要城市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空间特征——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

通过构建城际人口流动倾向度模型,利用网络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对京津冀主要城市城际间的人口流动倾向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在京津冀主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的比较中,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网络搜索行为所体现出的人口城际间流动迁移的倾向与现实空间的流动迁移行为具有一致性。2013—2017年,五年间京津冀各主要城市的中心度位次结果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城市两两组合体现的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也保持相对稳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北京在区域内对人口的绝对吸引地位没有变动,短时期内对人口、资源等的极化不会发生改变,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

“人口流动”视域下中国城市中心性和社群格局分析

城市网络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离不开城市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基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的百度迁徙大数据,构建了中国366个城市的城际人口流动网络。在节点层面,提出了城际人口流动超越指数衡量城市中心性,探索城市中心性的空间聚类特征;在网络社区层面,分析了中国366个城市的月际城际人口流动特征及社群格局。结果表明:(1)城际人口流动超越指数能够有效表征城际人口流动网络中各城市的中心性;(2)城际人口流动网络中各城市根据其中心性形成“高高”集聚分布和“低低”集聚分布的特征;(3)城际人口流动集聚格局受节假日因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综合影响,在不同月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并呈现省际分异特征;(4)城市凝聚子群发现结果表明,成渝、大湾区、中原、关中平原、长三角等城市群人口流动格局较为稳定,具有跨省人口流动融合特征;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格局联系密切,出现跨城市群人口流动特征;浙江省省域内人口流动特征逐渐加强;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城市群仍未形成跨越省界的稳定人口流动社群格局。

大规模城际人员流动的负向效应与城市群的安全

依托移动互联网定位大数据,测度中国城际出行人员的流动特征,探讨大规模城际人员流动的"负向效应"。基于春运与平日两个时段百度迁徙数据,运用流动规模、广度两项流动性指标,使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全国城际人员流动空间特征;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城际人员流动给不同类型城市、城市群带来负向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流动性最强城市的高值聚集区,城市群、超大城市的超强流动性伴随着更大的负向效应风险。表现为:第一,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受到城际人员流动负向效应冲击时,会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第二,该类城市群会通过城际人员流动极大地扩散负向效应。提出城市群安全应首要保证流动性的安全,城市群安全应体现在城际流动网络的韧性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城市群发展战略需要从国土空间安全的视角审视城市群流动性与城市群的安全。

基于微博签到数据的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城际人口流动研究

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群快速地发展起来,城市群城际间的人口流动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研究以地理实体空间分析为主,城际人口流动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统计数据,而将大数据运用于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城际人口流动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基于新型的新浪微博用户签到的地理位置数据,研究成渝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并结合传统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该区域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微博签到数据进一步解释了成渝城市群呈现出"双核多中心"的组团特征,成都市和重庆主城构成了"双核";(2)微博人口流动的方向会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微博人口流动的强度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差异;(3)微博人口流动的强度与方向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相对一致性,即地区生产总值越高、人口规模越大或交通联系强度越强,则人口流动越强烈。

大数据视角下的武汉市人口格局探析

新兴大数据反映了人、物、信息在空间上的流动和聚集,体现了社会经济要素的动态分布和相互关系。结合自然资源部下达的2018年国家地理国情监测项目“武汉市大数据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监测试点”,创新开展了“地理国情+大数据”融合研究,从城际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分布2个方面开展了武汉市人口空间格局识别,揭示了武汉市对外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城市内部居住和就业人口分布的圈层差异、人地关系和跨江出行特征。

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及机制研究——以北上广深应聘至武汉的中小学教师为例

本文聚焦于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基于武汉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正规就业驱动下北上广深至武汉的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结合粘性理论解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正规就业导向下,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已成为人才迁移的重要趋势之一,以武汉为目的地的跨省城际迁移中近1/4呈现逆向梯次迁移意愿,非应届生占比高于应届生。②“逆向梯次迁移”受粘性因素、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影响。粘性因素即“户籍地粘性”与“就学地粘性”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年龄”“毕业学校级别”“学历级别”和“户籍地所在城市级别”在内的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也存在影响。③与西方受宗教、种族、家庭和个人价值等因素影响不同,基于乡缘、学缘关系产生的户籍地、就学地粘性更深刻作用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择业迁移选择,引发逆向梯次迁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