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他人与回归自我——“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对建构“中国文论新传统”的启示

域外文论本土化转换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演进历程;考察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及其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之建构的关系,首先牵涉到学者的学术国籍问题,国籍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具体的社会和时代背景,都将影响甚至决定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价值评判;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还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中,要从学科功能上处理好“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关系,从知识谱系上处理好“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此外,“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还使我们认识到建构中国现代文论,必需处理好话语范畴上的“融通性”与“创造性”之关系问题。

中国现代“语言-形式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兼及域外文论的本土化问题

"语言-形式主义"文论是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自由诗"与"新格律诗"的理论博弈、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等大体前后相续的三个方面。考察这几方面的演进历程,我们发现它们既明显地受到国外文论的影响与启发,也受到传统文论的牵绊与制约。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借鉴时的推陈出新,还是挪用中的移花接木,抑或是建构上的调和会通,都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时代精神的诉求、语言文字的变化紧密相关。探索其中蕴含着的"冲突—融合—新变"的演进机制,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此一传统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立。

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普遍特征

向天渊撰文《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指出，“生命一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首先，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相比，生命一生态主义文论在话语主体、话语方式、话语文本以及话语理路等各个方面.

中国现代“人性论”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案例之一

经由考察梁实秋、沈从文、李健吾、孙犁等人的文学主张,大致可以描述中国现代'人性论'文学观的形成及发展脉络。在曲折艰难的演进过程中,'人性论'文学观既与'阶级论'文学观彼此辩驳、相互校正,但也在较长一段时期受后者的打压与否定,直到二十世纪末才重新得到包括朱光潜、黄药眠、王元化等人的正面阐释与评价。尽管'人性'是中外思想家、文艺家热衷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中国现代'人性论'文学观的思想资源却主要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家言论,这些西方观念以移植、挪用、变异、融突和合等不同方式进入中国,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基本规律和主要机制。

中国“左翼-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域外文论本土化的经典案例

相比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白话文学”“人的文学”等,“左翼-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算是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滥觞者。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不仅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吻合,其激烈的批判思想,从文化上看也与儒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传统相契合,所以一旦被接受就爆发出巨大能量,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壮大,在反映论、工具论、方法论等多个层面积淀了丰富的内涵,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伴随此一进程,左翼-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后来居上,长时间掌控着文论话语权,在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发生及演进的历程与机制,可谓是域外文论本土化最为经典的范例。

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我们确立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这一论述框架;在此架构中,对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进行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如何在接受域外文论影响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其他亚传统一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融突和合"这一转化机制:从对域外文论的介绍、翻译、阐释,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中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