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规范发展的法治考量及实践架构——兼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相关条款

当前,全球范围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其在为社会经济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进的同时,也引发各种法律风险、科技伦理风险及社会治理风险。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欧盟采取严格的法治监管态度,通过统一规则和监管机构统筹构建人工智能规范事宜;美国则采取原则性和倡导性的监管策略,在尊重企业自主权的同时,明确企业合规的要求;英国仅明确原则而不做强制要求,采取原则性的折衷监管方式。比较域外经验,立足我国参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现实需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治考量应根据技术与法律的交互、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在法治架构中为人工智能规范发展设置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要求。为此,需加强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供给,尽快建立多元长效监管机制,设立规范统一的责任规则,以此建立全周期、系统性、立体化的法治实践架构,在恪守安全底线之上,大力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规范发展。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不仅具有重要意义,也符合国际潮流。在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学者对此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实践中辩护律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进行调查取证。然而在美、英、法、德四国,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并不存在障碍,律师也可通过其他相关权利和制度来弥补自行调查取证的不足。鉴于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应当转变思想观念,从相关制度、追责机制和律师自身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权利进行完善,减小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阻力和执业风险,并提高其调查取证的能力和动力,使其为实现有效辩护做好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合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和适当借鉴域外法治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法治道路。一方面,它既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又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需要,是继承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另一方面,它适当借鉴域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模式和做法,而做到识别有据、借鉴有度,是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法治模式,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