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导航定位课程基于证据启发的学习设计

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具备的能适应社会和终身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实践创新是6大核心素养之一。随着“互联网+教育”的迅速发展,结合网络教育对卫星导航定位专业课程进行基于证据启发的学习设计,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素养。以提高工程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下翻转课堂的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对该课程的专业知识进行关联、融合、贯通,进一步应用于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经过3轮以上的教学实践,通过对比传统式、混合式等不同教授—学习设计发现,混合式教学下基于证据启发的工程案例学习设计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实施基于证据的精准教学,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以牡丹江市第一中学为例

立足“三新”背景,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学校从质量管理模式的建构与监测,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推动,从与高校的沟通与对接,到名校间办学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在制度重构、调整、反思、再重构的循环中寻找突破口,在课程、教学、质量、管理的重构中优化策略。构建了教科研一体化机制;实施“基于证据的精准教学”课堂教学改革;立足新课标,引领教学方向;创设学习情境活动,激活学生学习内驱力;探索“学科项目化学习”,提升学生的思维力、实践力和创新力;实施基于模型构建的概念教学;利用思维导图进行高效学习和深度学习;利用基于证据的评价资源精准教学,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基于证据的决策:一种重塑性反思

近年来,基于证据的决策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和实践议题。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到来,如何提升研究证据在决策中的使用质量已成为中外学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围绕“谁应该负责制定基于证据的决策”以及“如何制定”的核心问题,反思基于证据决策的必要性,并从证据与政策研究、政策系统本身、政策制定过程三个方面对现有的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进行重塑与修正。本研究认为需要从公众参与、适应性策略、问责制等角度实现对科学证据的良性治理,努力补足“理论建构”与“实践行动”之间的空白,以期提高公共管理中决策的质量。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基于证据"这一思想在国外公共政策领域广受推崇,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趋势,保证了政策研究的有据可依,避免了政策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基于证据的政策中的证据种类可分为描述性证据、研究性证据、情境性证据和受众性证据等四类,证据的要素为信度、效度和可行性,基于证据对教育政策的启示主要包括唤起证据意识、选择证据种类、建立证据数据库、建立证据评估机构以及结合基于价值的教育政策研究等五个方面。

“基于证据”——科技政策制定的新趋势

近10年来,"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制定思想广为欧美发达国家所推崇。通过系统地梳理公共政策的证据来源,探讨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过程,最后分析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模式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意义。分析表明:唤起决策者的"证据意识",营造"知证文化",是当下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可行性战略选择。

基于证据的可信软件过程评估方法

现有软件过程可信性评估方法中,评估结果往往基于评估人员的主观经验,其准确性和客观性无法得到保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证据的可信软件过程评估方法(evidence-based trustworthy software process assessment method,EB-TSPAM)。该方法以可信软件过程管理研究成果为基础,度量过程数据,生成软件过程可信性评估证据,并基于证据对软件过程进行可信性评估,达到加强有效过程管理的目的。以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实际数据作为评估基础,全面考虑软件过程中影响可信性的各种因素,避免了由评估人员主观判断对评估结果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了最终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全面性。

基于证据的课堂教学评价框架的构建与应用

课堂教学评价不仅是基于经验的价值判断的过程,更是基于证据的推理过程。对于课堂教学评价,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等级和分数,而是依据证据诊断出教学的优点和问题。项目组在借鉴国内外基于证据的评课经验基础上,开发了课堂教学评价框架,将等级指标、分类指标和质性记录相结合,充分发挥各种评价工具的优势,基于信息技术平台对295节课开展了录像课分析,初步实现了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教学问题诊断和教学研究的功能。

“基于证据”教育政策研究的评估与整合——以英国EPPI与美国WWC的经验为例

近期,"基于证据"的研究与政策模式受到英美等国政府的推崇,对提升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效益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深入理解"基于证据"的政策理论,分析英美代表性教育证据评估机构对"基于证据"政策研究的评估理念与实践经验,不仅能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证据化"提供思路,还能为形成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评估标准提供参考。

基于证据的教育及其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基于证据的教育是20世纪末首先在英、美兴起的一种教育发展思想和方法。基于证据的教育是指在决定如何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专业智慧与最佳经验证据的融合。在基于证据的教育中,教育发展基于的证据必须满足相关性、充分性和真实性三个标准。基于证据的思想对我国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要走向基于证据的教育需要把握基于证据的教育的四个要素:一是教育实证研究质量的提升;二是对科学研究的综述和评估;三是科学研究结果的推广;四是发展和支持"基于证据的文化"。

“基于证据”制定教育政策

近年来,＂基于证据的政策＂理念广为欧美发达国家所推崇,根据这一理念制定教育政策在教育领域成为一种趋势。本文系统梳理了＂基于证据的政策＂理念、证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借鉴欧美国家的相关经验,分析我国在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证据＂制定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构想,并建议由教育部主导建立全国性的学科教学信息协作网,通过证据分析,及时调整、修订、完善教育政策。

基于证据的学业评价:观点、框架与实践路径

基于证据的学业评价不仅是一种评价方法,也是一种评价理念,对变革传统学业评价具有革命性意义。基于证据的学业评价强调证据理性,强调基于证据的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e-ABC学业评价框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操作性框架,有助于基于证据学业评价的推广与普及。基于证据的学业评价实践路径包括:提升教师的证据意识与评价素养,促使应试文化的消解与评价文化的形成,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学业评价中的积极作用,利用评价反馈切实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

基于证据的教育:提升师范生教学研究能力的思考

源于医学的基于证据的研究与教育学领域有着很强的现实相关性,为此,教育研究者开展一个结合两者特点的新研究领域——基于证据的教育。基于证据的教育是一种依靠实证证据来作出有关教育干涉的决策的范式。其实施过程需要专业教师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且结合教育教学经验,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教育实验来作出基于证据的教育与教学决策。我国高校师范生和教育研究者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对证据的认识不足,影响着基于证据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因此,需要针对中国实情进行改革和发展基于证据的教育,以有效推动省级品牌专业师范生的教学研究能力。

美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以亚拉巴马州为例

教师质量一直是美国教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就。而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提高教师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美国各州对教师专业发展开展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亚拉巴马州在实践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研究分析该模式产生的背景及构成基础,对我国完善教师专业发展过程将有所借鉴。

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理论逻辑与制度框架

作为提高决策科学性与公共政策质量的有效手段,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学界缺乏对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的探讨,致使对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把握缺乏理论深度和零散化。文章对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个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扬弃、社群不协调理论、双向互动模型以及影响证据使用的因素揭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论逻辑;环境因素、证据生产者、证据中介、证据消费者以及公众或利益相关者形成的系统构成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制度框架。

把脉学情 精准教学--基于证据的学情资源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证据的学情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从“以‘学的基础’定‘教的起点’”“以‘学的生成’定‘教的内容’”“以‘学的需要’定‘教的策略’”三个维度展开。这些策略能够帮助教师做到精准施教,提升教学实效。

基于证据的课堂教学决策:课堂观察的发现及启示

基于证据的教学决策是实现＂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的重要技术。本研究通过对九堂课的课堂观察识别出了89次教学决策,试图据此回答：教师是否真的在基于证据作出教学决策？教师是如何基于证据作出教学决策的？结果表明：（1）教学决策过程中,师生互动呈现＂提问,直到得到满意答案＂的话语结构;（2）教师善于对细节问题作出反应;（3）教学决策时,教师不仅仅考虑教学内容。虽然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即教师在课堂中并没有基于证据作出教学决策,但仍然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和启示：（1）课堂中的师生互动产生了大量的学情;（2）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进一步考虑＂目标—证据—决策＂的一致性;（3）研究者需要倾听教师对自己决策过程的解释。

《传承性与创新性:基于证据的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对比研究》引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题成果《传承性与创新性:基于证据的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对比研究》(14AYY010)的引介,由引言和结语构成,是项目研究的整体设计、具体实施与完成的全局性概览。该研究以“社会–认知效度验证框架”为理论基础,使用了效度研究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有声思维等,也尝试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如数据挖掘、眼动追踪等。该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六级、雅思、托福三项考试的效度证据,为教育、人事部门及广大利益相关者提供入学、就业、人才流动等决策依据,而且为其他语言测试效度对比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方法上的借鉴。

基于证据的实践——美国自闭症儿童的主要干预模式评析

随着自闭症儿童数量的增加和相应的试验研究的涌现,美国发布了对自闭症实行"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干预指南与标准,以使自闭症干预质量可控并专业化。在标准的框架下,博鲁克曼等人在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进行了基于证据的试验,得出了父母高度参与、治疗师参与培训、提高家长干预能力、建立家长—治疗师联盟等一系列经验和结论,为我国在专业标准、诊断、培训、干预系统设计、干预策略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证据的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的依据与范式

"基于证据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影响人们对教育教学改革本质的认识,它既是指导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的现实依据,也是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教学改革相冲突的新范式。在"基于证据的实践"指导下,教育教学改革将呈现出促进教育教学治理现代化、推动教育教学决策科学化以及彰显大数据对教育教学改革价值等发展趋势。为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我国教育部门应秉承以下改革向度:一是促进"基于证据的实践"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实施;二是完善"基于证据的实践"的教育决策科学化程序;三是重视大数据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中的证据价值。

论“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的限度——“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视角

近十多年来,"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不断受到学术界的追捧与褒扬,似乎唯有"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才是真研究,才是好研究。一时之间,以证据为基础的、迷恋大数据的教育研究成为了时代的呼声。我们主张用"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眼光来重新看待"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观点一,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教育研究是有人文情怀和爱的情感的,只用数据来说话的教育研究会成为一种"冷漠"的、"冰冷"的、"僵硬"的研究,缺乏精神追求与终极信仰,只有"活泼泼"的教育研究才是有生命力的,彰显生命关怀和人文情怀的。因此,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出发,我们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在关系上要有"相遇"的过程。观点二,思是人的存在的重要可能。追求"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往往迷恋于各种大数据的挖掘、积累,执迷于各种数理统计模型和数据的运算与建模,操持于数据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却缺乏教育研究的本真的"思",缺少对教育价值的理性探讨,缺失对教育思想的探求与寻绎,从而将教育研究带入只见数据而缺乏原创思想的"无思"的境地。观点三,信仰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支柱。教育研究不只是运用数据和"证据"来说话,它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用心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用自己一生的信念来说话,所以,信仰问题才是困扰很多教育研究的大问题。没有敬畏、虔诚、执着的信念与信仰,研究者很难真正爱上教育研究,也很难从千变万化的数据中寻找到教育的规律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