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动员与基层互动——基于广西钦州的个案调研分析

当前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配套,推动基层政府通过"试点—扩围"方式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基于钦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个案调研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基层政党组织的责任包干意识以及对宣传载体的依托,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特征。其困境在于村规民约的局限性、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和第三方治理的缺失,通过内外动员互补与财政支出优化为导向的政府动员和以服务下沉与多元协同治理为导向的基层互动,才能突破困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化。

绥远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动员与基层互动(1931～1937)

乡村建设既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的社会改良运动,也是乡村自救运动[1](P12)。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山东、河北、绥远等省都先后进行试点,绥远省在借鉴他省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情况,举全省之力投入,建立了以绥远各级政府为主导,乡导员为宣传主体,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动员机制,在不断解决矛盾中把乡村建设向前推进,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绥远的乡村建设并没有像山东、河北那样备受关注,但它对绥远省乃至全国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绥远乡建的主力军——农民是如何参与到建设中的?其间是否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其中的矛盾又是如何化解的等等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目光向下"的研究方法指导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绥远乡建,这样不仅有助于全面地、动态地、立体化地呈现乡建中的政府主导、基层互动的完整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国家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曲折性。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可为或不可为?——基于广西Q市“两县两区”的调研分析

基于广西Q市"两县两区"调研发现,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存在承接能力薄弱,试点项目推进滞后;财政支撑不强,难以满足额外预算;人员配置不足,项目管理难度大;中介结构缺乏,难以提供购买服务;项目平均分配,竞争机制不完善的不可为困境。因此,通过"政策引导"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政府动员,"双向沟通"与"考核管理"相结合的基层互动,"培育主体"与"公平参与"相结合的社会参与,才能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可为的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