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司法实践守护“金山银山”

健全完备的法治体系,对于推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要深刻认识到基层司法实践对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意义,有效发挥“司法能动”作用,探索出一套具备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和模式。应在立法、司法、执法等顶层设计层面,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匹配、联动的服务保障系统,精准把握生态文明与福祉民生存在的统一关系,合理发挥法治在产业引导、生态保护方面的关键作用。要结合在基层推动司法实践遇到的各类问题,对因地制宜采取的有效措施进行归纳总结、优化改进,促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实施在基层顺利实施。

诉源治理在基层司法中的路径构建——以新时代“马背法庭”为视角

诉源治理是当前基层司法工作中指导司法机关进行纠纷处理的新兴治理模式。当前学界与实务界关于诉源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法院主体地位、行政争议中的审判权以及特殊侵权领域中的纠纷解决,却极少探讨诉源治理在基层司法中的实践路径研究。文章通过分析作为时代经验的“马背法庭”并总结其新时代之实践特点与推动诉源治理之价值,同时根据诉源治理纠纷解决的三段论应当注重构建诉源治理在纠纷预防阶段中对还未发生纠纷与已经发生纠纷当事人的心理干预工作,同时对旁听群众以以案释法的方式达到宣传教育目的;非诉解纷阶段中结合协同治理与群众参与模式,防止与减少同类案件的频发与进入诉讼阶段以及在法院终局审判阶段中注重司法的裁断性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与维护法律权威性之目的。

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应用

目前,习惯等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基于我国的社会实际,习惯等民间规范在纠纷解决和基层司法中的作用远远大于立法,而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调解由当事人选择适用,同时在审判中以经验法则、自由裁量和个案衡平等方式出现,而基层法院和上诉审法院在民间规范的应用上存在着本质和功能的不同。然而,民间规范最适宜的生存与作用空间是在民间社会和自治领域,因此司法机关的使命是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规范的合法作用,以及平衡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之间的冲突。

城乡统筹中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湖北罗田“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与反思

农村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弱化问题日益凸显,给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改变原有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促进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向以主动介入、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为特色的新型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转变。当前,可以村(居)自治组织为依托,通过搭建村(居)一级工作平台,吸纳、整合多方力量,促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将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法律维权等多项职能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和社区,形成多方参与、共同作用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体系。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延伸范围以及村(居)法务组织的职能内容、自治性质、资金支持等问题,从而保障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的合法性,促进村(居)法务组织在承接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职能的轨道上实现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延续性。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帐单谈起

徽州讼费帐单真实地印证了清代基层司法中名目繁多的陋规。陋规的索取者主要是书吏和衙役,其存在及泛滥的原因比较复杂,给清代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造成了恶劣影响。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以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基层司法资源不足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目前我国基层司法资源配备不足,尤其是基层的审判力量严重不足,不仅影响着审判机关的案件结案率,更影响司法为民的落实以及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要重视基层司法资源配置,实行深化改革,采取必要措施改进完善,筑牢基层司法,推动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基层司法的路径探索——论“陈燕萍工作法”中的“法官能动”

由于我国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的强烈的"乡土性"与"本土性"特征,现代法律制度下的基层司法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将现代法律理念适用于乡土社会的法律纠纷,基层司法也因此具有了与规范式司法相差甚远的"乡土特征"。"陈燕萍工作法"根据基层司法的实践情况,总结出个案实体优先、法官主动调查等经验,其核心在于基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适度能动",对我国当前基层司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近代中国基层司法中的批词研究

批词是传统中国司法活动中重要的司法文书形式。审判官利用批词推动着传统诉讼进程。清代州县诉讼中的批词,无论在适用阶段、对象还是内容上都丰富多变,代表传统全能型审判官在无分行政与司法、实体与程序的情景下对案件处理的一种灵活方式。民国基层司法中批词仍然存在,其在发挥程序性作用方面与清代类似,但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已为正式的法律判决书所替代。这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特点显示出近代中国基层司法文化演进的延续性。

中国基层司法中的仪式与权力

通过影像和访谈获得的材料可以提供生动的司法运行情况。基于一部电影和深度访谈发现,在基层司法中,与抽象的法律规范相比,地方性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依赖于时间、空间、阶层、主体等地方性要素,司法在运行中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和技术。正是这些权力与技术,使司法呈现出多重面相。司法并不是纯粹的公权力规范私主体行为的过程,相反它是国家公权力和民间私行为互动的场域。仪式是司法中的重要要素,当事人有时会通过参与仪式而影响理想中的司法仪式。空间体现着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基层司法更多呈现了民间百姓的实践,从而使司法具有了多义性。因此,看上去是“背离”司法的现象实际上是司法的不同面向。

迈向“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对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过程","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和"国家—社会"三种二元对立范式,以及"语境论","相对合理主义"和"当事人中心"三种一元范式。由于上述范式难以避免陷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方法论上的论争,有必要用"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整合上述范式和多元方法论的冲突。在此意义上,"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以"主体"的多样性、多元方法论的整合、保持"关联-阐释"观和"理论-实践-理论"为核心要素。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对我国基层司法模式改革的启示

英国治安法官由最初颇具行政色彩的地方官吏,历经变迁,逐步成长为具有现代化基层司法模式的典范,在英国当前基层司法中作用突出。我国基层司法模式与英国治安法官制度颇为类似,因此我国可吸收英国经验,从法官分流、职能分化、明确基层司法职责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最终实现基层司法模式的现代转型。

起诉文本的形成及在基层司法纠纷成案中的功能

起诉文本是纠纷诉诸法院的规范表达形式,它的生成对于纠纷成案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从起诉人的角度看,通过对起诉文本中的“诉讼请求”“纠纷事实”“事实依据”等法律要素的构建,以实现纠纷成案的客观功能;通过对纠纷的法律属性进行分类和归纳,将纠纷纳入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而法官通过起诉文本对纠纷成案有着规制、交涉引导和抑制的作用。基层司法中纠纷成案正当化路径的调适,需要解决基层司法中起诉文本生成的一些基本问题,发挥地方性知识在纠纷成案中的作用,以及法官对纠纷成案的社会政策及伦理的坚持。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

基层司法行政的职能创新:价值、模式与路径——以农村社会管理为视角

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在社会管理中进行职能创新对于实现职能下沉,提高管理效能,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群众权益,强化群众法治意识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司法行政着眼社会和谐稳定,以村委会为依托,积极进行机构延伸,并突出情理规范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司法所+村委会"模式。今后,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更加鼓励社会参与农村管理,努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专业化建设,积极发挥各类法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互补作用。

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建设研究--以10个县志为中心

民国时期云南县级地方基层司法出现全面转型。云南基层司法转型由于受到独特的历史、民族、文化、人才等因素影响,体现出显著的变通、过渡特征。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设立过渡司法机关--司法公署、司法处等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基本特点。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在案件分类上引入民事、刑事、人事及非讼等,专业司法人才在基层司法中的出现,让云南基层司法出现现代化。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在转型上由法律人才和财政经费不足、传统胥吏幕友存在、诉讼陋规杂费繁多、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等原因,让基层司法无法有效建立并运行。民国时期云南基层司法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既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现象,也有全国基层司法转型中常有的问题。

斡旋与执法:基层司法运作与公共事件处理

我国正进入社会冲突多发时期,某一个案往往引发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发生在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案件就是例证。对于处理公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层司法,由于在一些突出的矛盾问题上表现的非制度状态、"逆向选择效应"和更深层次的阶层分化原因,都要求其在斡旋与执法之间作出选择时必须坚守司法独立的底线,并发挥"类政治功能"。所以,正确处理媒体舆论与公平审判的限度与张力,建立前置性的"公共事件评价中心",以及运用"移情"与反向思维技能进行特殊的司法权衡,是为现实所需。

基层司法的乡土逻辑——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分析对象

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司法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传统,即西方化的法律传统和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这两种法律传统在我国基层司法中存在着冲突和博弈。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基层司法体现出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克制司法与能动司法、司法权威与司法为民的悖论现象。对作为乡土社会司法实践代表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进行比较深入地背景及特征探讨,以及对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基层司法中存在的悖论现象进行揭示,使得我们能对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基层司法进行深入地反思。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在现代法治理念前提下进行传统价值的传承,同时在立足于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

民国法制改革中保安处分的移植与实践——以基层司法中的禁戒处分为侧重

近一个世纪里,中国法学界分别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颁布前后与近年劳教制度废除后两次热议保安处分制度。民国时期对保安处分制度的移植与实践,可展现出近代法制变革中三对重要矛盾关系的具体影响。近代法制改革绕不过中西法制与法文化的冲突。以禁戒处分为代表的保安处分不仅是典型的舶来制度,更是民国赶超式立法的代表。由于民国烟毒泛滥,着眼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刑法典与回应社会迫切形势的刑事特别法在处置吸食烟毒犯罪方面存在尖锐对立。而禁戒处分在实践中有效平衡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不过,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能力的薄弱,禁戒处分在基层地区的实践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被基层司法者滥用,以至于背离制度设计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