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担责与集体共谋: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类型学考察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问责风暴,已经由最初的党风廉政建设利器演变为政策执行的重要助推器.,相应地,问责事件实际演化为个人和工作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主要契合党风廉政建设的初衷,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政策执行。基于对X县部分官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问责事件的类型为依据,将基层官贸的应对策略归纳为两类四种:针对个人问题的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结构避责、私下合谋与理性避责。研究发现:针对个人问题的问责,通常只能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问责,基层官员则会综合考虑问责主体和政治场域、问责事项与责任大小,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理性选择应对策略,集体共谋色彩浓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续的高压问责直接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胜利,但作为政策执行工具,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所诱发的基层权责失衡,以及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构成了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生成的体制和社会根源。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基于扎实的田野证据,对常见的分析范式进行了证伪,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我国基层官员“微腐败”的生成机理、发展逻辑及其多中心治理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向纵深发展,基层官员“微腐败”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从生成机理上看,我国基层官员从权力的支撑、物质的吸引、心理的诱导、动机的触发、“同盟”的达成以及腐败的发生等六个维度经历了“微腐败”潜藏期、“微腐败”酝酿期和“微腐败”激发期三个阶段,其“微腐败”呈现出纵深倾向和规模倾向的“裂变式”扩散的发展逻辑。同时,我国基层官员“微腐败”还由于法律失位、监督失效以及制度失灵而陷入治理困境,因此,必须在法律规定框架下构建以党委为核心、以政府为主导、以基层群众为协同和以基层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多中心反腐模式,并且应在各主体相互平等、彼此配合以及动态协同基础上根治基层官员“微腐败”,形成良性的动态腐败治理机制。

“关系”如何、缘何影响基层官员晋升

基于对桔镇干部晋升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镶嵌于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中的基层政府无法将公共规则抽象化、一般化,从而产生了乡镇干部晋升中的关系运作。但关系运作的持续后果会使官员对关系的认同胜于对公共规则、公共理念的认同,进而使制度运作丧失其道德信念层面上的"基础秩序",显现出权宜性和随意性。

基层官员政策再制定:规则的冲突——以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为例

一个地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部规则和作为国家制定的行政性法令式外部规则往往产生冲突。基层官员有着政府官员和群众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要处理这种冲突,对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标准等通过各种方式对政策进行解释、调整或修改的个体行动,也就出现了政策再制定的必然现象。而这种政策再制定往往造成对教育系统甚至社会秩序的破坏。

教育政策执行中基层官员的决策困境——X省A小学撤并过程的案例研究

基层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政策文本或者指示转换为具体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官员需要在各种情景中与不同的政策利益相关者交互,政策执行其实成为政策"再制定",当然此过程也充满了矛盾。本研究借助李普斯基及普罗塔斯提出的三种困境理论,分析了X省A小学被撤并过程中基层官员面临的决策困境。

基层官员教育政策执行行为分析——基于X省A县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的调查

基层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政策文本转化为工作任务,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容易出现"政策偏移"的现象。本研究以X省A县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现实基本情况的案例调查为基础,分析县级层面及以下的教育管理者如何理解、执行政策,主要从行政部门的政治约束、基层官员感知的资源支持和政策偏好进行分析,以解释基层官员的政策执行行为。

异地为官还是改流归土?——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剖析

回避制度是我国干部任职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回避制度从行政程序上讲，主要有三种回避：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域回避。而地域回避是我国县乡两级基层官员任职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公务员法》和党的规章制度都对地域回避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务员法》第十一章第六十九条规定：

中国基层官员民主选举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建议——以规范县、乡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的提名程序为视角

关于基层官员民主选举中的提名程序问题 ,既重要又复杂 ,实践中经常遇到种种难题 ,中国目前的法律对之缺乏严谨有效的规范 ,学术界过去因该问题太具体、操作性较强对之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注。本文从实际出发 ,对完善我国县乡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的提名程序做了集中的理论思考 ,如 ,为什么需要设立提名程序 ,提名程序与选举、宪政过程的关系 ,如何完善提名程序。文章认为 ,完善提名程序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最后 ,本文对规范我国县乡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的提名程序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基层官员的政策目标再制定——以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为例

从政策执行个体的视角分析,政策执行是一种演进的行为模式为特征的个体行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官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理解重新"制定政策",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政策目标。通过对开和县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的调查分析,研究将基层官员政策目标再制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简化目标、量化目标和附加目标。

论战前江苏省基层官员在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作用

在战前江苏省的禁烟禁毒运动中,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造成了基层官员的滥举和滥捕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饭局中的基层官员

一边是沉淀多年的官场饭局文化、圈子文化、权力结构，一边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越来越严的规章；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坚壁，基层官员挣扎在夹缝之中。没有治本之策，他们只能继续游走在饭局的漩涡中，五味杂陈。

2013年第三季度官员形象危机报告 基层官员为多发高发群体

三季度官员形象危机的风险领域集中于“贪”这一风险领域，在五类风险领域中，排在第一名的“贪”占比达65%，虽然高层官员形象危机被曝光的比率有很大增加，但基层官员仍是官员形象危机的高发群体。

基层官员“爱恨”交加背后的权力逻辑

既害怕“上头来人”又欢迎“上头来人”，因为“上头来人”既有可能是来问责或查处的，当然不欢迎；但不来的话，政绩不会被发现，个人就不会被肯定和被奖赏，因此又欢迎“上头来人”

基层官员同质化、符号化书写的突破——论周云和近年的官场小说创作

当下官场小说创作的明显不足是题材雷同,人物单一,创作模式化。周云和近年创作了不少官场小说,他用民间话语书写官场生态,尤其在小说《调研员》中,突破了基层官员同质化、符号化书写,为官场小说写作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当前我国基层官员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及其化解

随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社会转型,以及随之发生的政府职能转型,基层官员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消除,还有逐渐激化、扩大的可能,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前的突出表现。基层官员与弱势群体之间矛盾的化解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能否正视矛盾的症结所在,能否去切实解决业已存在的矛盾,即双方能否在利益分配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权利义务上完全遵从法律规定、政务信息上突破障碍进行有效沟通等。

网络媒体中基层官员负面形象报道研究

研究对象与样本采集 本研究把基层官员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界定的基层官员指的是县处级以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群体数量众多，身处一线，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石，是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力量，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力量，为社会各方面所关注。本研究采用抽样的方法，收集了新浪网从2012年6月到2013年5月这一年中有关基层官员的报道共521篇：每个月从1日起隔4天收集样本，即1日、5日、10日、15日、20日、25日、30日每月7天的样本，既考虑到时间上的均衡，也避免了一些重大和特殊日期给研究带来的影响。因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在以基层官员为主角的事件性新闻报道上，故在统计之前，

基层官员眼中的新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转型发展的总指南与总抓手。从问题导向上看，就是在新常态下，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着力破解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发展不协渊问题、环境资源约束问题、对外开放问题以及共建共享问题。

震区基层官员

当喧嚣、激情、悲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在震区除了普通民众,剩下来的守望者可以用一个名字来称呼——震区基层官员。

清代循吏系地方基层官员 多勤廉施政有民本意识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重农宣教、奉公守法的州县地方官之固定体例。《清史稿·循吏传》撰写者夏孙桐（侣57—1941）在《清史（循吏传）编辑大意》中谈到，循吏入传之标准有三：其一，官阶以终于监司（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为限；其二，主要政绩发生在任内；其三，必须“廉、能”，缺一不可。按此标准，《清史稿》共记载了116名循吏的事迹。这些政绩卓著、勤廉施政的州县官，是清代地方基层官员的代表，也是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