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灾疫应对中的基层政府运作——对万历十五年至十七年徽州府的考察

地方政府的灾疫应对为观察基层治理结构的特殊案例。审视万历十五年至十七年南直隶徽州府灾疫:储备缺失与仓政废弛造成灾害破坏的持续释放,进而引发基层秩序紊乱。围绕资源的配置和获取,该府及所辖诸县积极与上级部门及周边地区政府进行互动。在自救无力、他救无望时,该府转而对域内社会力量进行全面动员,直接引导了基层社会的自我修复。该府的灾疫应对行为说明,在明朝晚期,基层政府仍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从灾疫处置视角切入基层社会,有助于走出“士绅社会”的定式思维,进一步丰富对帝制中国基层治理结构的认识。

数字技术如何引发基层政府的行为策略?——基于B市C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案例分析

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基层政府的尽职履责,但也引发了基层政府的行为策略。B市C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案例表明,在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政府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制度以及自上而下的督办制度构成了基层政府的外部制度环境,同时导致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的行为窘境、技术规制与行动自主性的分离偏差、服务公共化与诉求私利化的价值冲突相继产生,塑造了基层政府的压力情境。制度环境和压力情境引发基层政府尽责、避责和躺平三种行为策略。为此,应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以完善基层政府的绩效考评与激励机制,健全精细化的诉求甄别机制,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纵向职责体系视域下的基层政府:权责分立与关系重构

基层政府作为政府纵向治理层级中的重要层级,承载着贯彻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目标与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双重职能,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基石作用。在当前实践中基层避责现象滋生蔓延,已有研究表明权责分立是导致避责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因素。在政府纵向职责体系视域下审视国家政策与社会治理互动结构中权责关系的配置过程,可以发现,自上而下的职责压力与自下而上的职责要求共同塑造了基层权责分立的治理结构。应对及解决基层权责分立与避责问题,发挥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提升治理效能,有必要重构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具体而言,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在宏观制度层面打造“递归制结构”重塑政府纵向治理模式,在微观机制层面针对基层政府职责配置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加强条块职责体系建设、问责制度设计和激励约束手段等创新路径探索。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缘何艰难?——基于多重堕距视角的分析

当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理想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产生“堕距”现象。究其根源,技术运行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存在矛盾、数据治理成本—收益不明确造成“文化堕距”;“数据”与“治理”关系模糊、制度执行偏离制度旨趣、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存在张力导致“制度堕距”;数据共享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晰催生“职能堕距”等。政府应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际和协同发展的需要,从强调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创新氛围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出发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改善数据在多元治理情境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有效弥合多元“堕距”并走向技术善治。

重塑政策共同体:破解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系统逻辑及实现路径——以寻乌县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是国家行政序列的“末梢”,承担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作为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的施策主角,如何聚力赋能巩固强化乡村产业振兴战果,是破解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困境的关键。基层政府必须顺应系统内外生态环境变化,凝聚政策共同体力量,既有力度地实现政策目标又有温度地满足村民需求。对此,要重塑以基层政府为中心的政策共同体,以资源冗余机制、互动维稳机制、定向赋能机制破解施策之困,通过外源调适、合作调适、内源调适路径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性、高效性与韧性。

基层政府项目推进中的回应策略选择及其治理逻辑

在基层政府项目推进过程中,当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问题与诉求期盼却难以直接处理时,基层政府有时选择以沉默的方式作为应对策略与回应逻辑,即“沉默式回应”。然而,沉默式回应呈现出合理性强弱谱系上的动态调适特征、发现问题与悬置问题交织的博弈过程以及公信力维护与风险并存的悖论效应。从“结构—能动—后果”的三维视角观察,权责不对等和资源不对称的责任超载、话语权辖制和层级性压力的权力差异、公信力风险与形象性损坏的信任困境的共同作用是沉默式回应的内在机理。因此,为推动满足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直接和关键的利益诉求,需要有效处理好沉默式回应的回应困境和发展机理。

城市风险治理中的基层政府:权责关系与协同机制

中国城镇化进程迈入新发展阶段,城市成为现代性风险的聚集地。现代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变呈现出高度复杂性特征,因而呼唤基层政府在城市风险治理中发挥前哨作用。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备联结纵向党政体系和横向基层社会的职能定位,承载着执行国家风险治理政策任务与满足社会公众风险治理需求的双重职能。在城市风险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现象时有发生,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从权责配置结构来看,自上而下的权责配置机制形塑了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权责倒挂成为城市风险治理中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的现实样态;从权责运作机制来看,自下而上的风险治理职责要求加剧了城市基层政府的权责失衡状况。城市风险治理的权责配置过程受制于条块关系结构,条块矛盾构成城市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的结构性致因。探索城市基层政府权责协同机制建设路径,亟须从树立权责一致原则理念、构建协同型政府组织结构、引导多元主体协同行动三个方面出发,健全风险研判、预警、应对和善后的全周期治理机制,完善从分散走向协同、多方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赓续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农民奋斗意志,是当前基层治理中农民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2018年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基层政府治理水平与农民奋斗价值观呈正相关,即基层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农民越倾向于认为“努力工作能有回报”,越发增强“对未来的信心”;第二,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对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来实现;第三,高水平的基层政府治理正向促进了建档立卡农民和非建档立卡农民奋斗价值观的塑造,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建档立卡农民中更显著。

吸纳性规制:农村集体资产经营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模式

在农村集体经济全面转向以集体土地和物业出租为主要形式的租赁型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针对集体资产经营的行为模式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基于政府规制理论的演进脉络和场景变迁,提出“吸纳性规制”概念,用以分析基层政府主导集体资产经营的政策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基层政府一方面完善集体资产持有、交易、使用等环节的具体规则,持续推动行政监管扩容;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支配和集体资产代管,完成对集体资产经营权的接收。二者构成了吸纳性规制的不同实践层次,展现了行政权力的边界延展与行政系统的职能扩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注重寻求“合法性策略”与“实质性目标”之间的平衡,将规范经济秩序、提高经济绩效作为获致集体资产经营主导权的重要基础。吸纳性规制具有促进集体经济规范运行、提高集体收益的积极功能,但是也可能带给基层政府更多应对复杂市场环境、介入集体产权纠纷的压力。

基层政府“编外扩张”何以治理:一个政府职责的视角——基于江苏省C镇的个案分析

基层政府编外人员的扩张会引发基层治理中的各类问题。基层政府“编外扩张”的形式主要呈现为社会化用工规制下的“转移性”扩张、编外人员流动下的“储备性”扩张和治理权限不足下的“自主性”扩张。在政府职责的视角下,基层政府“编外扩张”的发生逻辑可被概括为职责过载、职责脱节和职责外溢。基于基层政府“编外扩张”的发生逻辑,应建构“厘定职责—依职定岗—循责定额—双规并行”的治理路径,并通过建立清晰规范的政府职责清单、划定编外人员的岗位范畴、动态化的编外人员额度核定、构建职责明确的编内编外规范化的双线管理模式等具体方式实现对“编外扩张”的治理。

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逻辑转向、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职责同构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鲜明特点,也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研究基点。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地位。随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应转变传统的逻辑定位,明确职责同构的现实合理性与制度优势,秉持“有而向优”而非“打破”的逻辑定位。在“优化”逻辑的基础上,检视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碎片化”障碍并尝试从条块关系、职责配置、权责分配、制度化分权等方面探寻诱因,通过规范基层政府权责清单、建立党建引领职责协调小组工作机制、激发相关行动者的建设动力等,推动优化基层政府职责体系。

从“避责”到“担责”:制度与行为视角下基层政府官员的行为演化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行政问责力度不断增大,震慑作用持续增强。然而,问责与避责是一对孪生概念,问责的高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政府官员避责行为的发生。为激励政府官员主动担当尽职、有所作为,容错纠错制度应运而生,并与行政问责共同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从新制度主义的制度与行为相互关系理论来看,行政问责与容错纠错实质上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演变也是处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作出的行为选择。而要切实实现基层政府官员从避责到担责的行为转变,还应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充分实现行政问责制度与容错纠错制度之间的合理均衡。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基层政府职能优化的思路探讨——基于广西梧州市W区的调研

农村集体经济能否得到高质量发展,这与基层政府职能的发挥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对广西梧州市W区的典型个案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发展的短板,需要在科学制定规划、优化扶持思路、加强资产资源管理、强化公共产品服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以努力,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的原因及矫治研究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复杂问题,附加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和机械执行是其常见形式,不仅达不到政策预期效果,还会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矫治政策执行变形至关重要。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不仅是由于政策内容与地方情境难以完全契合,基层干部行政素养较低、避责倾向严重,同时基层工作压力大,基层政府的自利倾向明显,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评价缺位也是导致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对此,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制定过程、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能力、加强思想引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优化基层行政环境,为基层减负、建立健全过程性评价监督机制等举措进行矫治,促进政策执行规范化,尽可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改善基层治理情况。

传统龙舟组织活力激发与基层政府治理方式创新的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传统龙舟活动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与基层政府治理方式创新之间的协同机制。本文研究了传统龙舟组织与基层政府在活力激发和治理方式创新方面的合作机制。通过政府支持和资金拨款、场地和基础设施提供、许可和许可证管理、安全和紧急救援、市场推广和宣传、文化传承和教育项目、社会责任项目、效果评估和改进以及协调与沟通等方式,建立了有效的协同机制,以实现龙舟活动的有序进行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和谐社会视域下基层政府与龙舟组织的协调治理机制研究

以期为推进民间社团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协作,推进民间社团的和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对地方各级政府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协同管理机理进行了初步探索。通过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管理需求的剖析,勾勒出了基层政府与民间社团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府管理体系提出了相应的需求与期待。在对已有的管理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和谐”为视角的城市社区协同管理机制,并对其基本原理、构成要素及运行模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从政策规划、资源保障、监督与评价机制、社区参与与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常态化应急管理中物企与基层政府的合作治理问题与对策建议

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22%,在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突发事件和灾害的频发性和严重性日益凸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如何有效地进行应急管理成为了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

风险治理市场化:责任过载时的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基于J市Y镇保险政策实践过程的观察

文章以J市Y镇农村保险政策实践过程为例,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等要素组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发现,避责行为是在由社会风险和责任制度等外部变量形塑的履责困境中,基层政府出于责任最小化目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外部变量包括社会风险属性、责任制度以及责任规避共识,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基层政府的履责困境。在此行动情境中,基层政府为避免被问责,依托保险工具将治理责任向其他主体转移,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责任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相互作用模式。其内含的责任转移机制包括“利益合谋”的市场化机制、“考核排名”的行政化机制以及“村社动员”的社会化机制。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导致了风险治理的市场化。避责行为一方面为基层政府营造了自主治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风险治理责任在村庄层面堆积、滋生新的治理风险等困境。

基层政府回应拥挤的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基于X市市长意见交办督办件的跟踪分析

在基层治理中,政府回应程序多样化和多渠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呈现出“强诉求—弱回应”关系,属事责任则增加了民众诉求与职能部门的衔接空间,进而导致政府诉求回应过程中产生“回应拥挤”现象。基层政府“回应拥挤”体现为:渠道多样性与诉求畅通呈现出弱关联性,回应制度导致诉求来源分散和难以前置识别;在属事责任下,多渠道诉求的回应主体为相关职能部门,但职能部门与诉求人缺乏直接沟通机制;政府回应链条延展是科层行政层级和交办督办制度所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而“回应拥挤”呈现出必然趋势。破解基层政府回应中的“拥挤”现象,需要强化核心诉求渠道、优化诉求信息传递流程、明确属事主体回应责任、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诉求识别筛选等,以期实现诉求人与行政体系内事权责任主体的有效对接和精准回应,提升政府回应效能。

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管理——基于三方主体分析框架的考量

以购买服务中的购买主体、消费主体、承接主体在需求管理中的主体类型、主体范围和主体作用为依据,可以搭建起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管理的三方主体分析框架。基于该分析框架的考量表明:购买主体应通过建立系统性的信息调查体系、完善需求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进行需求调查,通过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来推进需求整合,通过选择好承接主体、加强监督管理来推动需求满足;消费主体应通过个体化表达和组织化表达进行需求表达,通过完善制度规范、拓展需求表达渠道来健全需求表达途径;承接主体应通过专业化需求识别、参与式需求识别来精准把握消费主体需求,通过培育承接主体专业化服务能力、注重消费主体需求导向来推进需求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