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指标”何以实现“软着陆”: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策略选择

为克服一刀切式的“粗糙摆平”问题,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通过推动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实现更为精简和规范的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能力视角下,构建“任务—策略—目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D县提升“执行力”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面对进入基层场域的政策数量内容日趋增多,政策指标愈加“硬核”,这体现为“目标更加清晰、权责更加明确、奖惩更加分明”,基层通过提升政策执行力来实现政策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法性”构建打造纵向到底的执行链条,强化政策目标设定的权威性、认同性与可操作性,达成执行效率的“软着陆”;通过以“合理性”建构形塑检查验收机制,压实政策要求和工作责任,达成执行效果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情性”构建形成紧密型的组织化联结关系,激活基层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和“内生动力”,以精准执行达成政策的降本增效,实现政策效益的“软着陆”。“法、理、情”融合为提升基层政策执行力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要求,有助于打开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黑箱”。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话语冲突与调适策略——基于Y区M村的案例研究

作为基层政策执行一种新的解释路径,话语分析通过政策主客体之间的话语互动以及政策文本、话语到实践的动态转换,展现基层政策执行的真实逻辑。政策话语是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互动媒介,同时也是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的中转机制。首先,以Y区2015—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基础,分析精准脱贫政策的话语指向;其次,以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为访谈对象,测量基层政府话语重构与民众自我阐释的一致与冲突;再次,发现Y区从政策文本到政策话语逐级建构的一致性,M村从政策话语到政策实践动态转换的冲突性,具体表现为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在话语动机、话语表达与话语地位方面存在冲突,由此提出提升公民意识、促进话语耦合与融入民众话语等调适策略。

从“在场”到“在线”: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建构逻辑

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将以往的“在场督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督查”——智慧督查云平台。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有效建构和持续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价值、技术与制度构成了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变量函数。价值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宏观导向,技术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核心基础,制度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重要保障。从价值、技术与制度的三个维度出发,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警惕技术带来的“工具依赖症”,并建立激励与问责双轮驱动制度。

基层政策执行的创新:自主性建构与合法性叙事

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政-社合作已成为重要的创新方向,而这类创新经常由基层或下级官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策略所引致,因此是一种基层执行过程中的创新。对J省L县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以政-社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策略实质在于,为了实现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连带关系和奖惩、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各方力量整合动员到政策过程中,并通过身份构建将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认知合理化。目标约束下基层政策执行中创新策略,使得执行者能够自主地建构公民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为,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公民纳入到政策执行的链条中,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复杂情境与多重应对: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省X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个案

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是决定政策能否成功落实的关键,但现实中其政策执行行为经常呈现出复杂且矛盾的样态。以四川省X镇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个案,研究发现基层政策执行者在复杂基层执行情境中有三重执行逻辑:一是应对政策目标、执行压力与资源不足的冲突时,规范性地逐一应对,产生政策目标化效果的合规式逻辑;二是应对政策设计内部矛盾及其与工作环境和目标群体特点冲突时,采取主动调整行为,促成政策本土化的变通式逻辑;三是应对政策执行体系存在制度漏洞与工作环境提供的谋利机会时,争取自我保护和自我利益,导致政策异化的扭曲式逻辑。深入剖析个案,能够弥补现有政策执行设计思路的不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示:乡村振兴不能仅用各种指标来衡量,也不能单靠行政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和具体措施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在相应政策设计时必须意识到基层政策执行者固有的变通空间及其积极的变通行为对于化解我国特有的组织悖论的正向作用,找准问题的症结、找对发展的路径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不以各种指标来推行政策才能有效地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应对压力的对标式执行,结合本土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政策本土化。

基层政策实施中媒体职责探究——以贵阳云岩区土地确权引发离婚潮为例

2012年11月初,贵阳市云岩区农房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当地农民的离婚潮,几天时间内有300多对夫妻集中离婚。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策自身的缺陷及政府部门宣传解读工作的缺失外,媒体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离婚潮的发生。本文以贵阳云岩区土地确权引发的离婚潮为例,探究媒体在基层政策实施中的职责。

浅谈如何有效提升基层政策宣传效果

基层宣讲是我们党思想宣传工作中的基础阵地,也是我们党思想宣传链条的关键环节,更是我们党落实群众路线的先导工作。积极开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宣讲工作是基层党校的一个重要职责。特别是对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宣讲更是县级党校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每年开展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讲以及脱贫攻坚政策宣讲、普法宣传、草原防火等方面的宣讲宣传,这是县级党校的常备科目。通过多年的下乡宣讲,笔者认识到,好多时候我们的宣讲工作,往往是宣讲者唱独角戏,党政工作者完成了宣讲任务,但群众接受了多少,无从得知。在具体的政策理论宣讲中,理论讲多了,群众听起来常常是一头雾水,效果欠佳;实践讲多了,听起来就零零碎碎,毫无章法;若是和实际工作结合紧密了,又会偏离宣讲主题,总是收不到好的宣讲效果。下面就如何有效提升基层政策宣讲效果,笔者浅谈一些自己的见解,希望对相关工作者有所参考和借鉴。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基层政策性金融机构品牌宣传之路进阶探索研究——兼论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品牌宣传特色

在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战略愿景指引下,其基层机构摒弃过往错误认知,对标总行“好”字要求,主动寻找品牌宣传差距,通过品牌宣传活动攻防并重,凸显政策性金融品牌宣传4+1属性,实现品牌宣传之路进阶。昨天,我们为践行政策性金融使命的长度而立。今天,我们为拓宽政策性金融使命的宽度而行。

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专班机制:基于典型案例的组织学分析

现实中广泛存在的专班机制,体现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智慧,是一个显见的研究增长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专班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其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治理逻辑?基于组织分析的理性系统视角,结合Y区C镇典型案例的田野观察,本文尝试对专班机制进行理论化建构。研究发现,专班是地方政府为应对政策压力与资源紧张的结构性矛盾而创制的一个子组织机制。专班的运行过程内嵌于一个“制度层-管理层-任务层”的组织共同体之中,共同体内部各层次之间的互动配合实现了对专班的充分容纳和支持。组织规模的“小数效应”是专班得以高效运行的内在机理。通过提炼一个“组织共同体+‘小数效应’”的分析框架并与科层制理论展开对话,能够拓宽专班研究的知识图谱,阐释这种本土化执行机制的理论蕴涵与运作逻辑,进而丰富对中国政策执行特殊经验的理解和认识。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的原因及矫治研究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是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复杂问题,附加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和机械执行是其常见形式,不仅达不到政策预期效果,还会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矫治政策执行变形至关重要。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变形不仅是由于政策内容与地方情境难以完全契合,基层干部行政素养较低、避责倾向严重,同时基层工作压力大,基层政府的自利倾向明显,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评价缺位也是导致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对此,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制定过程、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能力、加强思想引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优化基层行政环境,为基层减负、建立健全过程性评价监督机制等举措进行矫治,促进政策执行规范化,尽可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改善基层治理情况。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制度逻辑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机制——基于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悬浮的分析

为什么有些政策会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走样?本研究通过对G省两个贫困村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全面追踪,以一类特殊的政策执行偏差现象(执行悬浮)为例,从制度逻辑视角分析了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压力与行动情境张力下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是执行悬浮的制度基础,关键行动者的认知图式及其预期是执行悬浮的微观基础,制度与行动者的不断互动则导致悬浮的制度化。本研究将制度、情境与行动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制度结构与基层行为之间的黑箱,增进了对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悬浮成因及农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理解,深化了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形成机制的认识,推进了制度逻辑视角的微观基础研究。研究提示,应超越单纯的执行“偏差”研究,重点关注制度、情境与行动者随时间演变而不断互动的过程,这须进一步挖掘制度逻辑影响基层行为的微观心理机制。

逆向动员: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行动策略——基于苏南CT村“四好农村路”政策执行过程研究

中国农村村委会在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行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村委会执行政策的形态多种多样,成效各异,由此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大多学者运用自上而下视角或自下而上视角,动态地分析基层政策执行,侧重于基层政府对政策受众的单向作用。笔者以为,这种视角具有局限性,关键是忽视了政策受众对政策制定的反作用。通过考察苏南CT村执行"四好农村路"政策的全过程,从"情境—角色"的分析入手,发现村委会的逆向动员,在基层政府政策制定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村委会推进了政社互动新格局,但是,也潜藏着风险。如何审视逆向动员,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政策包装:压力情境下街头官僚的策略选择——基于H市街头执法的案例分析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方式取决于外部环境。在基层行政中,压力情境下的街头官僚行动展现出一种“政策包装”的新策略。对于这种策略的特征、生成和治理,需要进行深入探究。我国东北地区H市城管部门的街头执法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包装”的过程性描述和系统性解释。不同于政策变通执行,政策包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表面调整政策目标和话语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这一现象往往源于基层政策执行的“主动加码”和街头官僚在“公共遭遇”中降低政策执行阻力的考虑。压力情景中的“政策包装”具有短期性特征,反映出行政责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政策包装策略不利于提升基层政策执行的效能,根本上源自于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责任陷阱”问题,基层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需从合理的组织激励、循证决策以及构建参与式治理展开。

理性选择与认知差异:运动模式下基层政策执行的变与不变——基于专项行动的多案例研究

相比于常规模式,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政策执行具有其独特性,但运动模式并非化解基层政策执行难题的"一劳永逸"解,其执行过程的"黑箱"依然有待探索。论文从基层政策执行者的主体性出发,对6乡镇的专项行动案例访谈资料进行数据编码,归纳出理性选择与认知差异两方面因素,构建运动模式下基层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临时性强化了任务压力、问责风险和绩效期待等正向驱动因素,但无法消解治理目标的内在冲突、主体利益的内在分歧和资源禀赋的内在困境。运动模式下基层政策执行者对绩效指标的解读、对领导偏好的领会、对形势节点的研判较常规模式下更加敏感,但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混沌、人格与非人格角色的冲突、运动与常规模式互化的疲劳等认知因素依然是基层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面对的困惑。这一模型为更加完整、客观地理解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认知,也为深化运动式治理的研究提供新的空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体系构建思考

随着高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每年会有大量学生涌入人才市场,这对国家人才资源储备本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人才供过于求,最终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出现。基于此,对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政策体系构建进行探讨。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工具视角分析

近十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是实现缓解大学生就业形势、为基层建设吸纳人才目标的有效工具。然而,工具理性并不能达到绝对的理性,政府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仍需进行不断的完善。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基层公共政策执行失效浅析

基层公共政策执行的失效，是由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相关利益团体利益矛盾的冲突，偏离了公共政策最初制定的初衷，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从基层公共政策的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析当前公共政策在基层付诸执行时，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其当前社会经济对公共政策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提出了几点看法。

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中的腐败问题研究

在深入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腐败问题治理。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是扶贫资源能否真正惠及贫困群众的三寸之辖,不容有失。从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扶贫领域腐败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中存在突出的腐败问题。产生腐败原因是部分村干部权力观扭曲等主观因素、基层扶贫领域民主决策制度执行不到位等制度因素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失衡等环境因素。针对基层扶贫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腐败问题要加强基层干部廉政教育、完善基层扶贫领域腐败预防制度、优化农村基层思想文化环境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